１９２７ 年， 為紀念貝多芬逝世１００ 周年， 一生喜愛音樂的蕭伯納有感而發寫出紀念文章《貝多芬百年祭》：１００ 年前， 一位雖還聽得見雷聲但已聾得聽不見大型交響樂隊演奏自己的樂曲的５７ 歲的倔強的單身老人，最後一次舉拳向著咆哮的天空， 然後逝去了， 還是和他生前一直那樣地唐突神靈， 蔑視天地。
他是反抗性的化身； 他甚至在街上遇上一位大公和他的隨從時也總不免把帽子向下按得緊緊地， 然後從他們正中間大踏步地直穿而過。
有一次他竟被當作流浪漢給抓了起來， 因為警察不肯相信穿得這樣破破爛爛的人竟會是一位大作曲家， 更不能相信這副軀體竟能容得下純音響世界最奔騰澎湃的靈魂。
他的靈魂是偉大的， 他的狂風怒濤一般的力量他自己能很容易控製住， 可是常常並不願去控製， 這個和他狂呼大笑的滑稽詼諧之處是在別的作曲家作品裏都找不到的。
我聽過的任何黑人的集體狂歡都不會像貝多芬的第
七交響樂最後的樂章那樣， 可以引起最黑最黑的舞蹈家拚了命地跳下去； 而也沒有另外哪一個作曲家， 可以先以他的樂曲的陰柔之美使得聽眾完全溶化在纏綿悱惻的境界裏， 而後突然以銅號的猛烈聲音吹向他們， 帶著嘲諷似的使他們覺得自己是真傻。除了貝多芬之外誰也管不住貝多芬； 而瘋勁上來之後， 他總有意不去管住自己， 於是也就成為管不住的了。
貝多芬不是戲劇家， 賦予道德以靈活性對他來說就是一種可厭惡的玩世不恭。因為有了無線電廣播， 成百萬對音樂還接觸不多的人在他百年祭的今年將第一次聽到貝多芬的音樂。充滿著照例不加選擇地加在大音樂家身上的頌揚話的成百篇的紀念文章將使人們抱有通常少有的期望。
像貝多芬同時代的人一樣， 雖然他們可以懂得格魯克和海頓和莫紮特， 但從貝多芬那裏得到的不但是一種使他們困惑不解的意想不到的音樂， 而且有時候簡直是聽不出是音樂的由管弦樂器發出來的雜亂音響。
可是音樂的作用並不止於創造悅耳的樂式。它還能表達感情， 你能去津津有味地欣賞一張波斯地毯或者聽一曲巴哈的序曲， 但樂趣隻止於此； 可是你聽了《唐璜》前奏曲之後卻不可能不產生一種複雜的心情， 它使你心裏有準備去麵對將淹沒那種精致但又是魔鬼式的歡樂的一場恐怖的末日悲劇。
但是貝多芬做到的這一點， 也使得某些與他同時代的偉人不得不把他當作一個瘋人。有時清醒就出些洋相或者顯示出格調不高的一點， 在於他把音樂完全用作了表現心情的手段， 並且完全不把設計樂式本身作為目的。不錯， 他一生非常保守地使用著舊的樂式； 但是他加給它們以驚人的活力和激情， 包括產生於思想高度的那種最高的激情， 使得產生於感覺的激情顯得僅僅是感官上的享受， 於是他不僅打亂了舊樂式的對稱， 而且常常使人聽不出在感情的風暴之下竟還有什麼樣式存在著了。
以上就是貝多芬之謎的全部。他有能力設計最好的樂式； 他能寫出使你終身享受不盡的美麗的樂曲； 他能挑出那些最幹燥無味的旋律， 把它們展開得那樣引人，使你聽上一百次也每次都能發現新東西： 一句話， 你可以拿所有用來形容以樂式見長的作曲家的話來形容他；但是他的病征， 也就是不同於別人之處在於他那激動人的品質， 他能使我們激動， 並把他那奔放的感情籠罩著我們。
懂了這個， 你就從１８ 世紀前進了一步， 也從舊式的跳舞樂隊前進了一步， 不但能懂得貝多芬的音樂而且也能懂得貝多芬以後的最有深度的音樂了。
貝多芬的音樂如此， 蕭伯納的文章也是如此。這篇散文以飽含熱情的筆觸， 寫出了貝多芬倔強、反叛的個性及其音樂創作特色， 思路清晰， 情感豐富， 飽含哲理， 是傳世的散文佳作。
１９２９ 年， 蕭伯納更加關注社會問題和政治問題了。因為這時， 英國已經到了發生總危機的時候， 階級矛盾更加尖銳， 鬥爭也更加激烈。於是， 當他的《蘋果車》問世的時候， 他還加了一個“政治狂想曲” 的副標題。
《蘋果車》是配有幕間插曲的兩幕政治鬧劇， 揭露資產階級民主的虛假性和統治集團為爭權奪利所進行的幕後鬥爭。
在《蘋果車》中， 蕭伯納還把想象中３５ 年之後的政治舞台展現出來， 在國王與內閣爭權奪利的鬥爭中， 國王終於取勝。
他把工黨政客等人為保住自己的肥缺， 出賣工人利益的事實擺在觀眾麵前， 剖析了資產階級民主為金融寡頭操縱的真相。
卡羅培斯和內閣大臣們向國王發出最後通牒： 未經同意，國王不得發表公開講話或以間接的方法向新聞界授意報刊寫文章， 也不能使用國王的權力否決議會的法訟。否則內閣便宣告解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