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去西安，除了講學之外，還參加了一個活動，經“粥會”會長陸炳文先生之介，認識了於右任先生（1879—1964）的後人。右老是陝西三原縣人，早年參與辛亥革命，後來成了國民黨黨國大老，但在文化界更以書法大師久享盛譽。他是長我半個世紀的前輩，但是同在台灣，一直到他去世，我都從未得識耆宿。我更沒有想到，海峽兩岸對峙，盡管曆經反右與“文革”的重大變化，陝西人對這位遠隔的鄉賢始終血濃於水，保持著敬愛與懷念。因此早在二〇〇二年，複建於右任故居的工作已在西安展開，七年後正值他誕生一百三十周年，終於及時落成。
右老乃現代書法大家，關中草聖，原與書法外行的我難有聯想。但是他還是一位著名詩人，在台所寫懷鄉之詩頗為陝西鄉親所重。有心人聯想到我的《鄉愁》一詩，竟然安排了一個下午，就在“西安於右任故居紀念館”內，舉辦“憶長安話鄉愁”雅集，由西安文壇與樂界的名流朗誦並演唱右老與我的詩作共二十首。盛會由右老侄孫於大方、於大平策劃，我們夫妻得以認識右老的許多晚輩，更品嚐了於府精美的廚藝，領略了右老曾孫輩的純真與禮貌。
對這位前輩，我曾湊過一副對聯：“遺墨淋漓長在壁，美髯倜儻似當風。”為了要寫西安之行，我讀了賈平凹的《老西安》一書。像賈平凹這樣的當代名家，我本來以為不會提到意識對立而且已故多年的右老。不料他說於右任曾跑遍關中搜尋石碑，幾乎搜盡了陝西的魏晉石碑，並“安置於西安文廟，這就形成了至今聞名中外的碑林博物館”，他又說：“西安人熱愛於右任，不僅愛他的字，更愛他一顆愛國的心，做聖賢而能庸行，是大人而常小心。”最後他說：“於右任、吳宓、王子雲、趙望雲、石魯、柳青……足以使陝西人和西安這座城驕傲。我每每登臨城頭，望著那南北縱橫井字形的大街小巷，不由自主地就想到了他們。”
賈平凹這本《老西安》寫得自然而又深入，顯示作者真是性情中人。書中還有這麼一段，很值得玩味：“毛主席在陝北生活了十三年，新中國成立後卻從未再回陝西，甚至隻字未提過延安。這讓陝西人很沒了麵子。”我在西安不過幾天，偏偏碰上了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七十周年紀念，不但當地有紀念的活動，北京的《詩刊》也發表了特輯。
西安之行，雖然無緣遍訪古跡，甚至走馬看花都說不上，幸而還去了一趟“西安博物院”，稍稍解了“恨古人吾不見”之憾。博物院麵積頗廣，由博物館、薦福寺、小雁塔三者組成。我存十多年前已來過西安，這次陪我同來，也未能暢覽她想看的文物，好在我們還是在此博物館中流連了近一小時。秦朝的瓦當、西漢的鎏金銅鍾、唐朝的三彩騰空騎馬胡人俑、鎏金走龍等，還是滿足了我們的懷古之情與美感。我存在高雄市美術館擔任導覽義工已有十六年，去年還獲得“文建會”的服務獎章。她對古文物，尤其是古玉，所知頗多，並不太需要他人解釋，幾次開口之後，內地的導覽也知道遇見內行了。
另外一件事，她就不陪我了。先是在開花的石榴樹蔭下，我們仰見了逼在半空的小雁塔，我立刻決定要攀登絕頂。導遊是一位很帥氣的青年，他說，很抱歉，規定六十五歲以上的老人不準攀爬。我在世界各地旅行，幾乎無塔不登，兩年前我在佛羅倫薩登過的百花聖母大教堂和覺陀鍾樓都比眼前這小雁塔高，我怎麼能拒絕唐代風雲的號召呢？於是我對導遊說，何妨先陪我爬到第三層，如果見我餘勇可賈，就讓我一路仰攻到頂如何。他答應了，就和炳文陪我登上第三層，見我並無異狀，索性讓我放步登高。一層比一層的內壁縮緊，到了十層以上，裏麵的空間便逼人愈甚，由不得登高客不縮頭縮頸，收肘弓腰，謙卑起來。同時塔外的風景也不斷地匍匐下去。這時，也沒人能夠分神去扶別人了。如是螺旋自拔，不讓土地公在後拽腿，終於鑽到了塔頂。全西安都在腳底了。足之所苦，目之所樂，登高三昧，不過如此。我總相信，登高眺遠，等於向神明報到，用意是總算向八荒九垓前朝遠代致敬過了。諸公登慈恩寺塔之盛事，不能與杜甫、岑參同步，也算是虛應了故事，寫起遊記來至少踏實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