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久借不還的以外，還有不少書———簡直有三四十冊———是欠賬買來的。它們都是向某家書店“買”來的，“買”是買來了，但幾年來一直未曾付賬。當然我也有抵押品———那家書店為我銷售了百多本的《萬聖節》和《鍾乳石》，也始終未曾結算。不過我必須立刻聲明，到目前為止，那家書店欠我的遠少於我欠書店的。我想我沒有記錯，或者可以說，沒有估計錯，否則我不會一直任其發展而保持緘默。大概書店老板也以為他欠我較多，而容忍了這麼久。
除了上述兩種來曆不太光榮的書外，一部分的藏書是作家朋友的贈書。其中絕大多數是中文的新詩集，其次是小說、散文、批評和翻譯，自然也有少數英文，乃至法文、韓文和土耳其文的著作。這些贈書當然是來曆光明的，因為扉頁上都有原作者或譯者的親筆題字，更加可貴。可是，坦白地說，這一類的書，我也很少全部詳細拜讀完的。我敢說，沒有一位作家會把別的作家的贈書一一覽盡。英國作家貝洛克（Hilaire Belloc）有兩行諧詩：
When I am dead, I hope it may be said:“His sins were scarlet, but his books were read.”
勉強譯成中文，就成為：
當我死時，我希望人們會說：
“他的罪深紅，但他的書都讀過。”
此地的read是雙關的，它既是“讀”的過去分詞，又和“紅”（red）同音，因此不可能譯得傳神。貝洛克的意思，無論一個人如何罪孽深重，隻要他的藏書盡皆認真讀過，也就算難能可貴了。一個人，尤其是一位作家之無法遍讀他人的贈書，由此可以想見。每個月平均要收到三四十種贈書（包括刊物），我必須坦白承認，我既無時間逐一拜讀，也無全部拜讀的欲望。事實上，太多的大著，隻要一瞥封麵上作者的名字，或是多麼庸俗可笑的書名，你就沒有胃口開卷饕餮了。世界上隻有兩種作家———好的和壞的。除了一些奇跡式的例外，壞的作家從來不會變成好的作家。我寫上麵這段話，也許會莫須有地得罪不少贈書的作家朋友。不過我可以立刻反問他們：“不要動怒。你們可以反省一下，曾經讀完，甚至部分讀過我的贈書沒有？”我想，他們大半不敢遽作肯定的回答的。那些“難懂”的現代詩，那些“嚼飯喂人”的譯詩，誰能夠強人拜讀呢？十九世紀牛津大學教授達巨生（C. L. Dodgson,筆名Lewis Carroll）曾將他著的童話小說《愛麗絲漫遊奇境記》（Ali Wonderland），呈獻一冊給維多利亞女皇。女皇很喜歡那本書，要達巨生教授將他以後的作品見贈。不久她果然收到他的第二本大著———一本厚厚的數學論文。我想女皇該不會讀完第一頁的。
第三類的書該是自己的作品了。它們包括四本詩集，三本譯詩集，一本翻譯小說，一本翻譯傳記。這些書中，有的尚存三四百冊，有的僅餘十數本，有的甚至已經絕版。到現在我仍清晰地記得，印第一本書時患得患失的心情。出版的那一晚，我曾經興奮得終宵失眠，幻想著第二天那本小書該如何震撼整個文壇，如何再版三版，像拜倫那樣傳奇式地成名。為那本書寫書評的梁實秋先生，並不那麼樂觀。他預計“頂多銷三百本。你就印五百本好了”。結果我印了一千冊，在半年之內銷了三百四十多冊。不久我因參加第一屆大專畢業生的預官受訓，未再繼續委托書店銷售。現在早給周夢蝶先生銷光了。目前我業已發表而迄今未印行成集的，有五種詩集，一本《現代詩選譯》，一本《蔡斯德菲爾家書》，一本畫家保羅·克利的評傳和兩種散文集。如果我不夭亡———當然，買半票，充“神童”的年代早已逝去———到五十歲時，希望自己已是擁有五十本作品（包括翻譯）的作家，其中至少應有二十種詩集。對九繆斯許的這個願，恐怕是太大了一點。然而照目前寫作的“產量”看來，打個六折，有三十本是絕對不成問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