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很早就出現了專門用於啟蒙的識字課本，如秦代李斯的小篆體《倉頡篇》。但是這些被稱為“字書”的作品多數影響不大，在流傳中也出現了種種問題，可讀性有限。
而《千字文》內容精、文辭美，又是皇室用書，知名度高，以這種無可挑剔的姿態問世，便成為了我國曆史上第一部真正的蒙學讀本。後來的明代語言學家顧炎武曾經點評過《千字文》，他說：
讀者苦《三蒼》之難，便《千文》之易，於是至今為小學家恒用之書。
“《三蒼》”指的是秦李斯《倉頡》7章、趙高《爰曆》6章、胡毋敬《博學》7章。是秦統一文字之後，介紹小篆楷範的字書。漢代合此3書為一，斷60字為一章，統稱為《倉頡篇》。“《千文》”指的就是《千字文》。
《千字文》在內容上熔各種知識於一爐，並通篇貫穿以統一的思想，脈絡清晰，語言洗練，這些長處是此前讀物所缺少的。它的長處後來為《三字經》所吸取，為這部優秀童蒙讀物的出現提供了借鑒經驗，這隻要對二者稍加比較就可明白。
《千字文》之後，尤其是宋以後，童蒙讀物層出不窮，數目眾多，這些作品在通俗性和知識性方麵，都做了很多努力，各有長處，甚至還有《續千字文》、《新千字文》等，但它們之中無一能與《千字文》相比。
因為其他文獻的一個共同缺點就是文采稍遜，都無法與《千字文》的文采相比。《千字文》在文采上獨領蒙學讀物風騷，堪稱訓蒙長詩。許多人不但把《千字文》當作一部啟蒙教材來讀，而且作為學習書法的絕好範本。
在《千字文》的流傳過程中，隋唐之際的智永和尚功不可沒。智永是王羲之的七世孫，他用30 年的時間，摹寫了800 本真草《千字文》分贈浙東各寺廟。
因為求書的人越來越多，住處的門檻幾次都被踏穿，所以包了一層鐵皮，人稱“鐵門檻”。智永的這一舉動，既保存了王羲之的書法藝術，又使《千字文》得到了廣泛的傳播。
智永之後，曆代寫《千字文》的書法大師比比皆是，著名的有唐代書法家懷素、北宋皇帝宋徽宗、元代書法家趙孟頫、明代書法家文徵明等。他們的作品流傳很廣，書體與風格各異，可謂千字千姿，影響也很大，無疑大大促進了《千字文》在民間的傳播，大大提高了《千字文》的知名度，而且也為世人留下了很多偉大的藝術瑰寶。
唐代以後，《千字文》這種形式被人們廣泛地加以采用和學習，出現了一大批以《千字文》為名的書法作品。
比如：唐代僧人義淨編纂了《梵語千字文》，宋代文士胡寅著有《敘古千字文》，明代文學家卓人月有《千字大人頌》，清代侍讀學士吳省蘭有《恭慶皇上七旬萬壽千字文》等等。這些所謂的作品內容各不相同，但都以《千字文》為名，足見《千字文》影響之大。
《千字文》在古代的影響是
多方麵的。宋真宗時，編成了一部4359卷的《道藏》，分裝在400 多函中，每一函都按《千字文》的順序編號，起於“天”字，止於“宮”字，所以人稱這部《道藏》為《大宋天宮道藏》。
明清時期，《千字文》被用於科舉考試的貢院，每一間用於考試的號房都用《千字文》來編號。清代長篇小說《儒林外史》第二回描寫了屢試不中的周進到省城參觀貢院時的情景：
到了龍門下，行主人指道：“周客人，這是相公們進的門了。”進去兩邊號房門，行主人指道：“這是‘天’字號了，你自進去看看。”周進一進了號，見兩塊號板擺的齊齊整整，不覺眼裏一陣酸酸的。
古代一些需要用較大數字編號的項目，多采用《千字文》，這恐怕是連作者周興嗣都始料不及的。
《千字文》與《三字經》、《百家姓》被後世稱為“三百千”，是3部影響大而流行廣的啟蒙讀物。“三百千”將早期的識字教育與我國的曆史文化，以及人格修養的教育巧妙地融合在了一起。言辭簡練，含義豐富，朗朗上口，便於誦讀。
相比之下，《千字文》基本不存在被後人反複修改增補等問題，因而版本清楚，麵貌原始，這給閱讀帶來了許多方便。
《千字文》問世以來的流傳表明，它既是一部流傳廣泛的童蒙讀物，也是我國傳統文化的一個組成部分，在我國古代的童蒙讀物中，是一篇承上啟下的作品。它那優美的文筆，華麗的辭藻，是其他任何一部童蒙讀物都無法望其項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