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體來說，《三國誌》記事比較簡略，這可能與史料的多少有關。陳壽所編撰的《三國誌》在當時屬於“現代史”，很多事都是他親身經曆、耳聞目睹的，比較真切。
但是因為時代近，有許多史料還沒有被披露出來。同時，因為當時社會恩怨還沒有消除，褒貶很難公允，也給材料的選用和修史帶來了一定的困難。
《三國誌》的取材非常謹慎，後來南朝著名史學家裴鬆之編撰的《三國誌注》中，記載漢魏交替之際的表奏冊詔就有20篇之多，而陳壽在《三國誌·文帝紀》中，隻用了173字的一篇文章就把這件大事寫出來了。
又如對東漢群雄之一的孫策之死，陳壽舍棄了神話著作《搜神記》等書上的荒誕傳說，隻記了孫策為刺客重傷而死的事。這些都反映了陳壽對史實的認真考慮和慎重選擇的態度。
《三國誌》行文簡明、幹淨，它常用簡潔的筆墨，寫出傳神的人物。比如《先主傳》記曹操與劉備論英雄時，當曹操說出“今天下英雄，唯使君與操耳。本初之徒，不足數也”和“先主方食，失匕箸”的話時，劉備韜晦的心情躍然紙上。此外，書中所寫其他的名士的風雅、謀士的方略、武將的威猛等，大多著墨不多，卻栩栩如生。
《三國誌》善於敘事，文筆也簡潔，剪裁得當，它不僅是一部史學巨著，更是一部文學巨著。陳壽在尊重史實的基礎上，以簡練、優美的語言繪製了一幅幅三國人物肖像圖，把人物塑造得非常生動，可讀性極高。
《三國誌》取材精當，陳壽對史實都是經過認真甄別和慎重選擇的，對於不可靠的資料進行了嚴格審核，不妄加評論和編寫，非常慎重地取材。
陳壽還能在敘事中做到隱諱而不失實錄，揚其善而不隱其蔽。他所處的時代，各種政治關係複雜，曆史與現實問題往往糾纏在一起，他在用曲折方式反映曆史的真實方麵下了很大的工夫。特別是對漢魏關係有所隱諱，措詞委婉曲折，往往在別處透露出一些真實情況。
如建安元年，漢獻帝劉協遷都許昌，本是曹操企圖挾天子以令諸侯的不軌之舉，但陳壽在這裏並沒用明文寫曹操的政治企圖，因為這是隱諱，他隻寫了遷都而不稱天子，卻說是曹操的謀士董昭等勸漢獻帝遷都許昌。
另外，陳壽在《三國誌·荀彧傳》、《三國誌·魏誌·董昭傳》和《三國誌·周瑜魯肅呂蒙傳》中都揭露了當時的真實情況。陳壽對蜀漢雖懷故國之情，他卻不避諱劉備和諸葛亮的過失，記下了劉備以私怨殺張裕和諸葛亮錯用馬謖等事，這體現了陳壽作為一個良史之才的特點。
《三國誌》從東漢末年的戰亂開始記載，重點也是以東漢末和三國時代的曆史為主，並不是以西晉王朝結束三國統一為主，因此對三國中後期的曆史事件記載比較簡略。
因為當時晉朝正在準備編撰《晉書》，正在為年限的起始而爭論。特別是當時著名的政治家、軍事家杜預和張華也都推薦了陳壽參加編撰《晉書》，他為了避免與《晉書》重複才如此處理。
陳壽的《三國誌》以東漢末期到三國中期為主，總體上具有一定的真實性。《三國誌》與前三史《史記》、《漢書》、《後漢書》一樣，都是私人修史。陳壽去世後，當時的尚書郎範上表說：
陳壽作《三國誌》，辭多勸誡，明乎得失，有益風化，雖文豔不若相如，而質直過之，願垂采錄。
由此可見，《三國誌》書成之後，就受到了當時人們的好評。陳壽敘事簡略，很少重複，記事翔實。在材料的取舍上也十分嚴謹，為後世曆代史學家所重視。後來史學界把《史記》、《漢書》、《後漢書》和《三國誌》合稱“前四史”，視為紀傳體史學名著，並給予了很高的評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