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書”經過朱熹的反複研究，頗為完整，條理貫通，無所不備。“四書”在南宋以後之所以能代替“五經”的權威，與朱熹的努力是分不開的。
《四書集注》被曆代所推崇，1212年，宋寧宗把《論語集注》和《孟子集注》列入學官，作為法定的教科書。宋理宗於1227年下詔盛讚《四書集注》“有補治道”。
宋以後，元、明、清三代都以《四書集注》為學官教科書和科舉考試的標準答案。因此，理學成為官方哲學，占據著統治地位，而《四書集注》作為理學的重要著作，也被捧到了一句一字皆為真理的高度，對我國古代思想產生了深遠、巨大的影響。
隨著儒學在我國社會中定於一尊，曆代學者紛紛為諸經作注解。其中，漢代及稍後的學者們做了大量的注釋工作，人們稱之為“注”或“箋”。
唐宋時期，由於時代久遠，人們對漢代的注釋也難於理解了，於是一些學者不僅注解經傳的正文，而且對前人的舊注也進行解釋和闡發，習慣上就稱之為“疏”或“正義”。
曆代解釋“十三經”的著作很多。南宋以前，注和疏本來都是單獨成書的，南宋時期始合刻在一起。
南宋紹熙年間，開始有了彙集唐宋之前最具權威性的“十三經”注、疏的合刊本，形成一整套經書及其注文，稱為《十三經注疏》，後複有十行本。
到了明嘉靖時期，出現閩本《十三經注疏》，據十行本重刻；明萬曆間有監本，據閩本重刻；明崇禎時期有毛氏汲古閣本，據監本重刻。
由於明代的監本和汲古閣本，因輾轉翻刻，訛謬百出，於是清初有了武英殿本。清嘉慶時期，著名學者阮元主持重刻《十三經注疏》，彙集宋本重刊，以十行本為主，並廣校唐石經等古本，撰《校勘記》附於諸經卷末，號為善本，是曆代最好的本子，素來為世人所看重。
清代的閻若璩也長於考據，著有《四書釋地》6卷、《釋地餘論》1卷，校正前人關於古地名附會的錯誤，其他撰著尚有《潛丘副記》6卷、《毛朱詩說》1卷、《孟子生卒年月考》10卷等著述，其中以《尚書古文疏證》最為重要，是閻若璩的代表作。
《尚書古文疏證》本切成4卷，清初著名經學家黃宗羲為之作序，後又續成4卷，共為8卷。原來僅有抄本流傳，閻若璩逝世40年後，始由其孫學林刻於淮安，是為清乾隆年間刻本。
《尚書古文疏證》運用了隨心所欲、自相矛盾的方法來證明古文《尚書》之“偽”。這樣一部“辨偽”著作，自問世以來一直受到學術界的推崇，究其原因是由於疑古辨偽思潮的長期風尚；加之《疏證》又運用了多種寫作手法，許多學者陳陳相因，給予其書一片喝彩聲。
知識點滴
儒家文獻“十三種”取得“經”的地位，經過了一個相當長的曆史時期。
漢代以《易》、《詩》、《書》、《禮》、《春秋》為“五經”，官方將其立於學官。唐代有“九經”，也立於學官，包括《易》、《詩》、《書》、《周禮》、《儀禮》、《禮記》和“春秋三傳”。五代時蜀主孟昶刻“十一經”，排除《孝經》、《爾雅》，收入《孟子》。南宋時《孟子》正式成為“經”，和《論語》、《爾雅》、《孝經》一起，加上原來的“九經”，構成“十三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