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親，我關注“父親”是因為在他身上有著巨大的、複雜的背負，他不僅僅是在我們生活中最先出現的那個男人，還因為他具有象征性，象征曆史、政治、權威、力量、責任，象征經驗，麵對生活的態度，象征我們生活中需要正視無法回避的堅固存在。我關注“父親”，還因為個人的閱讀和寫作趣味，在我20餘年的寫作生涯中，父親一次次出現，並且可能還會繼續出現。我曾寫下《那支長槍》《蹲在雞舍裏的父親》、《英雄的挽歌》、《如歸旅店》、《父親，貓和老鼠》、《鄉村詩人劄記》、《父親樹》……去年，2012年，我完成了關於“父親”的總領性建築《鏡子裏的父親》。我願意對父親言說，我願意讓父親承載——當然，有這一意願的不隻是我一個人。數目眾多。
在《鐵皮鼓》中，君特·格拉斯寫下“父親”，小小奧斯卡的父親，這一次，父親不是一個，而是複數：一個是擁有“父親”之名的父親，馬策拉特，一個粗獷、平庸、日常的商人，另一個則是奧斯卡“假想”的父親，揚·布朗斯基，這個男人則柔弱、文藝、溫雅而多愁善感，是一家郵局職員。這兩個父親，從國籍上講分別屬於德國和波蘭——沒錯兒，馬策拉特是德國人，納粹黨員，愛好集郵的揚·布朗斯基則被納入到波蘭，並且在“郵局保衛戰”中被捕，這將導致揚的最終死亡。父親馬策拉特，他是我們所常見的那類人，略顯木訥，努力跟隨流行思想，努力“適應社會和生活”，他加入納粹並非是出於對信仰的堅持而是出於盲從的趨動，對種種納粹時期“社會活動”的認真參與也是如此。小說第二篇，“螞蟻大道”，君特·格拉斯饒有興味地書寫著這個父親的劫難：蘇聯士兵進入我們藏身的地窖，馬策拉特手裏的納粹黨徽卻無處可藏。於是 ，他在情急之下，隻得把這枚象征的黨徽塞進嘴裏，“馬策拉特想擺脫它，作為廚師和殖民地商品店的裝飾師，他的想象力經常證明是切實可行的，可此刻，除了他的口腔之外，他再也找不出第二個藏匿處來了”。後果是，他“被這塊難咽的水果哽住了，臉漲紅了，兩眼圓睜，咳嗽，又是哭又是笑”，“這一點伊凡們可不能容忍”——其中一個，抱著“我”在旁邊冷靜觀察的士兵對著他，“在馬策拉特被哽死之前開了槍”。另一個父親，揚·布朗斯基，同樣也是我們生活中所常見的那類人，多少有些文藝，軟弱怯懦，喜歡知識，對生活之外的事物小有幻想。在“郵局保衛戰”中，他始終缺乏參與，甚至缺乏參與感，但還是為此最終丟掉了性命。《某處之後》，米蘭·昆德拉在總結“卡夫卡式”這一話題是強調，處於荒誕劇中的人物“知道他故事是喜劇性的卻沒什麼安慰。他陷入了他自己生活的玩笑之中，就像一條魚落進魚缸裏一樣，他並不覺得這有什麼好玩。的確，玩笑隻有當你是外在於魚缸時才成其為玩笑。”的確，玩笑隻有當你是外在於魚缸時才成其為玩笑，知道自己荒謬處境的馬策拉特和揚·布朗斯基都笑不出來，他們甚至會由此進入到“喜劇的恐懼”中。兩個父親，複數的父親，有著不同的側麵和特點……正是君特·格拉斯的啟示，讓我找到了《鏡子裏的父親》的寫作通道：他將被數量眾多的鏡子一一展現，每麵鏡子可以是不同的時期，不同的側麵，不同的色調，並且最終彙成交響的合聲。“要知道，有那麼多的故事要講，太多了，這麼多的生命、事件、奇跡、地方、謠言交織在一起，一些稀奇古怪的事件和塵世間常見的東西緊密地混雜在一起，要知道，記憶從來都是混亂的、繁雜的、多重的，它們相互糾纏，時有粘接時有斷開，有時沉在水底有時又浮出水麵。即使浮出水麵，它們也和另外的一些事、物相混雜——現實的、過去的、虛構的、想象的、誤解的、不經意修改過的或者故意修改過的，表麵的、不融於水的、比水要輕的，有吸附性的、染有顏色的……真的是剪不斷，理還亂。所以需要一個支點，就像找到一團毛線藏在裏麵的線頭兒，以便我開始敘述——他，我的父親。”
“米歇爾孤獨一人。說真的，他一直是孤獨的。”偉大瑪格麗特·尤瑟納爾這樣開篇，寫下父親，並將這部書寫父親和孤獨的書定名為《何謂永恒》。小說寫下米歇爾的一生：童年和少年，那時“他父親好像被一個既不愛丈夫也不愛丈夫的兒子的母親藏在了什麼地方”，接下來是他的成年，先後的兩位夫人，和英國情婦的愛情，包括他經曆的情欲和荒唐，努力和奮爭，經濟衰敗，戰爭，直到……21萬字，尤瑟納爾始終保持著平靜凝滯的語速，那樣娓娓，回旋，經得起回味和追問。盡管遭遇了二戰，米歇爾的經曆並無特別的起伏，他經曆的也就是多數法國人經曆的，尤瑟納爾無意在“故事”上著力，她醉心於探尋，探尋“何謂永恒”，在人的生存中哪些值得而哪些又顯得荒謬，輕質，而這些輕質當中是否依然包含著“永恒”的因子……瑪格麗特·尤瑟納爾不提供準確答案，她寫下的，遠比任何答案都豐富複雜，引人省思。這部文字未能完成。劇烈的頭痛病阻礙了寫作的進度，讓它緩慢，讓它凝滯，直到突發的腦血管病將尤瑟納爾與她的寫作永遠分開。說實話我並不喜歡這個“父親”，但我喜歡尤瑟納爾的文字，喜歡她在這個父親的故事裏埋下的那些。何謂永恒？她寫下的這個個人，和我們的眾人那麼相像，和我的父親，和我那麼相像。她寫下的不是事件，而是內心和骨骼。瑪格麗特·尤瑟納爾一向如此，如果你讀過她的《安娜姐姐》，《默默無聞的人》和《苦煉》的話。
耽於理想，這份理想對畢司沃斯先生來說，就是建造一座屬於自己的房子。這是種象征，是畢司沃斯對於獨立和身份的追求的具體體現。奈保爾以自己的父親為基本原形，塑造了這樣一個父親，這個“父親”身上湧動著和他父親一樣顏色的血。這個父親其實也是眾人，他們對現實對環境時常懷有不滿，可又總得過且過，不思改變。他們心底有份理想，然而又一向眼高手低，力不能及。具體到畢司沃斯先生那裏，具體到，他對房子的建造上——當然是挫敗連連，在和具體事務的交道上這位父親顯得笨拙，無能，容易受騙。他所看中的，總是遠遠超過他錢袋允許的支付能力，而所有的付出都要經受一次次失敗，摧毀。終於。他建造起了第一座房子，這棟房子被甘蔗種植園的勞工縱火燒掉；他建造了第二座房子，這一次，它依然未能逃過災難的火焰，隻不過，這次的縱火是他自己，雖然完全無意。《畢司沃斯先生的房子》，房子的建造和摧毀屬於作家們的慣常魔法，繞舌的奈保爾更著力的是“父親”和“理想”之間的關係，所謂的理想為 “父親”究竟注入了什麼？麵對現實，這份理想如何安置才更為恰應？如果它屢遭挫敗，我們能不能將它從生命中擠走，就像擠破生在臉上的痘痘？在閱讀《畢司沃斯先生的房子》之前，我就猜中了畢司沃斯先生的命運走向，它不是我關注的重點。我更關注於理想和對理想的實踐，更關注於，它，會不會被“父親”強力地傳承下去，試圖成為兒子必須的負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