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是下午3點過後來的，兩個人。我正淋浴時門鈴響了。在我穿上浴衣開門之前響了8次，那響聲直叫人皮膚發麻，竟同催命一般。我打開門，見是兩個男士。一個40餘歲，另一個同我年紀相仿。年紀大的個頭頗高，鼻子有塊傷疤。雖說時值初春，卻已曬成相當水平——猶如漁夫那樣深刻而現實，顯然不是在關島海濱或滑雪場曬出來的。頭發一看便顯得堅挺不屈，手掌大得出奇，身穿一件灰色風衣。年輕的則個頭偏低，頭發偏長，眼睛偏細，目光偏尖，活脫脫一副過去的文學青年模樣，就差這裏不是同人雜誌的聚會場所，而他也未撩起長發說一句“我是三島嘛”。大學時代班上也有幾個這等人物。此君身穿豎領風衣。兩人腳上都是不時髦的黑皮鞋，價廉質次，皺皺巴巴，即使丟在路上，行人怕也要躲著過去。看來這兩個紳士哪個都不是我想要積極結交的角色。我姑且將他倆命名為“漁夫”和“文學”。
文學從風衣口袋裏掏出警察證，一聲不響地遞到我麵前——猶如電影鏡頭一般。我還從來沒有看過警察證為何物，冷眼看去，似乎並非偽造。同皺皺巴巴皮鞋的皺皺巴巴相差無幾。但當他將其從口袋裏拿出遞過來時，我竟恍惚覺得是有人在向我兜售同人雜誌。
“赤阪警察署的。”文學說。
我點點頭。
漁夫雙手插進風衣口袋，默不作聲，隻是漫不經心地把一隻腳伸在門口，大概存心不讓我關門。罷了罷了，愈發像是電影了。
文學將警察證放回衣袋，從上到下打量我一番。我頭發濕漉漉的，隻穿浴衣，一件綠色列諾瑪浴衣。當然是專利產品，轉身時背上分明寫著列諾瑪。洗發水用的是維娜牌。全身上下無任何自慚形穢之處，於是我以逸待勞，看對方吐出的是何言語。
“想找您了解一點情況。”文學開口了，“很抱歉，如果方便，勞駕去署裏一次好嗎？”
“了解？哪方麵的？”我問道。
“這個嘛，到時再奉告。”對方說，“隻是了解情況需要很多形式和材料，所以想請您到署裏去，要是可以的話。”
“換換衣服可以吧？”
“當然可以，請請。”文學表情依然，聲音平淡之極，表情呆板之至。我不由想，假如五反田扮演刑警，肯定更逼真更形象。現實倒不過如此而已。
我在裏邊房間更衣的時間裏，兩人一直在開著門的門口佇立不動。我穿上常穿的藍色牛仔褲、灰毛衣和粗呢夾克。吹幹頭發，梳理一下，把錢夾、手冊和鑰匙塞進衣袋。然後關窗，熄燈，擰好煤氣開關，打開錄音電話，最後蹬上褐色尖頭鞋。兩人不無稀罕地盯著我穿鞋。漁夫仍一隻腳放在門口。
離公寓大門不遠處，頗為隱蔽地停著一輛普普通通的警車，駕駛席上坐著一位身穿製服的警官。漁夫先上，接著我上，最後文學上。和電影鏡頭一模一樣。文學關上車門，車便在沉默中開始前行。路麵很擠，警車緩緩駛動，沒有拉響警笛。坐起來同出租車的感覺差不多，隻不過沒有計程表。停的時間比跑的時間還長，周圍汽車的司機因此得以左一眼右一眼盯視我的臉，但無人搭腔。漁夫合攏雙臂正視前方，文學則像在練習風景素描，神情肅然地觀望窗外。他到底在描寫什麼呢？恐怕不外乎堆砌怪異字眼的抑鬱描寫吧——“作為概念的春光伴隨著黑暗的潮流洶湧而來。她的到來搖晃起匍匐在城市間隙的無名之輩的欲念，而將其無聲地衝往不毛的流沙。”
我很想將這段文字逐一修改下去。何為“作為概念的春光”？何為“不毛的流沙？”但終究覺得傻氣，而就此作罷。澀穀街頭，依然到處擠滿身穿小醜樣奇裝異服且看上去頭腦渾渾噩噩的初中生。既無欲念又無流沙，什麼也沒有。
到得警察署，我被領進二樓詢問室。這是一間4張半墊席大小的房間，有一扇小窗，窗口幾乎射不進光線，大概同旁邊的建築物連得大近。正中有一張桌子，兩把辦公椅，還有兩把備用塑料椅。牆壁掛著一個簡單得不能再簡單的鍾。此外別無他物，沒有掛曆，沒有畫幅，沒有書架，沒有花瓶，沒有標語，沒有茶具，惟有桌、椅、鍾三樣。桌上放著煙灰缸和文具盒，一角堆著文件夾。兩人進屋後脫去風衣，折起放在備用椅上。然後叫我在電鍍辦公椅上落座。漁夫在我對麵坐定，文學稍離開一點站好，啪啦啪啦地翻動手冊。兩人半天一聲未吭，我自然無言以對。
“好了，昨天夜裏你幹什麼來著？”漁夫終於打破多時的寂靜。想來，漁夫開口這還是第一次。
昨天夜裏？昨天夜裏是哪個夜裏？我搞不清昨天夜裏同前天夜裏有何區別，搞不清前天夜裏同大前天夜裏區別何在。這固然不幸，但是事實。我沉思良久——回憶需要時間。
“我說你，”漁夫幹咳一聲，“法律上的東西這個那個理論起來是很費時間。而我問的非常簡單：昨天傍晚到今天早上你幹什麼來著？還不簡單？回答也沒什麼虧可吃吧？”
“所以正在想嘛！”我說。
“不想就記不起來？才是昨天的事喲！又不是問你去年8月份幹什麼，大可不必動腦思考吧？”
我很想說所以才想不起來，但未出口。大概他們理解不了一時性記憶喪失為何物，從而認定我頭腦出了故障。
“等你，”漁夫說，“等著你，盡管慢慢想吧。”他從上衣袋裏掏出“七星”，用巨大的打火機點燃。“不吸一支？”
“不要。”我說。《布爾塔斯》雜誌上告誡：先進的城市生活者不吸煙。但這兩個人卻全然不予理會，津津有味地大吸特吸。漁夫吸“七星”，文學吸短支“希望”。兩人幾乎都是大煙筒。他們不可能讀什麼《布爾塔斯》，一對不合潮流的落伍者。
“等5分鍾好了。”文學依然用毫無感情色彩的淡漠聲調說道，“但願這時間裏你能完完全全地想起來，昨天夜裏在哪裏幹什麼來著？”
“所以此人才成其為知識人。”漁夫朝向文學說道，“說起詢問早都詢問過了，指紋都登錄在案。學潮、妨礙執行公務、材料送審，這些早已習以為常。久經沙場。厭惡警察。熟悉法律，對於由憲法保障的國民權利之類了如指掌，不馬上提出請律師來才怪。”
“可我們不過是在征求他同意之後請他同走一遭，問問極簡單的問題呀！”文學滿臉驚詫地對漁夫說，“又不是要逮捕他。莫名其妙，根本不存在請律師來的理由嘛！幹嗎想得這麼複雜呢？真是費解。”
“所以我想，此人恐怕不單單是厭惡警察，大凡同警察這一字眼有關的東西，生理上統統深惡痛絕！從警車到交通警，恐怕死都不會協助我們。”
“不過不要緊的，早回答早回家嘛。隻要是從現實角度考慮問題的人，肯定好好回答的。絕不至於僅僅因為一句昨晚幹什麼就勞律師大駕。律師也很忙嘛。這點道理知識人還是懂的。”
“難說。”漁夫道，“假如懂得這個道理，互相就可以節約時間嘍！我們忙，他大概也不閑。拖下去雙方浪費時間，再說也辛苦。這東西夠辛苦的。”
兩個人如此表演對口相聲之間，5分鍾過去了。
“那麼，”漁夫說，“怎麼樣，您該想起什麼了吧？”
我一想不起來，二也不願意想。也許不久想得起來，反正現在無從想起。記憶喪失後尚未恢複。“為什麼要問我這個？我要知道一下事由。”我說，“在不明白事由的情況下我什麼也不能講；在事由不明的時間裏，我不想講於己不利的話。按照禮節，了解情況之前應先說明事由才是。你們這種做法完全不符合禮節。”
“不想講於己不利的話。”文學像在推敲文章似的鸚鵡學舌，“不符合禮節……”
“所以我不是說這才成其為知識人嗎，”漁夫接道，“對事物的看法自成一體，厭惡警察。訂《朝日新聞》，看《世界》雜誌。”
“既沒訂《朝日新聞》，也沒看《世界》。”我說，“總之在講明為什麼領我到這裏來的事由之前，我無可奉告。你們要疑神疑鬼，那就疑去好了，反正我有時間，時間多少都有。”
兩名刑警麵麵相覷。
“講明事由後你就可以回答提問嘍？”漁夫問。
“或許。”我說。
“此人倒有一種含而不露的幽默感。”文學一邊目視牆壁上端一邊抱臂說道，“好一個或許。”
漁夫用手指肚碰了碰鼻梁上筆直的橫向疤痕。看樣子原是刀傷，相當之深，周圍肌肉被拽得吃緊。“喂喂，”他說，“我們可是很忙，不是開玩笑，真想快點結束了事。我們也並不喜歡無事生非，要是情況允許，我們也想6點回家，和家人慢慢吃頓好飯。況且對你也一無仇二無冤，隻要告訴我們昨天夜裏你在哪裏幹了什麼，別無他求。要是沒做虧心事，講出來也不礙事吧？還是說你有什麼虧心事而講不出口不成？”
我目不斜視盯著桌麵上的玻璃煙灰缸。
文學啪地摔了一下手冊，揣進衣袋，有30秒鍾誰也沒有做聲。漁夫又點燃一支“七星”。
“久經沙場。”漁夫道。
“莫非要叫人權維護委員會來？”文學說。
“喂喂，這還談不上什麼人權不人權的。”漁夫道，“這是市民的義務。市民須盡可能對警察的破案工作予以協助，這在法律上寫得明明白白，你所喜歡的法律上可就是這樣寫的。你為什麼對警察那般深惡痛絕呢？向警察問路什麼的在你也是有的吧？小偷進來你也要給警察掛電話吧？彼此彼此嘛！可為什麼連這麼一點小事你都橫豎不肯協助呢？不就是走走形式的簡單問題嗎？昨天夜晚你在哪裏幹了什麼？根本用不著費事，快點答完算了！我們也好往下進行，你也好回家，皆大歡喜。你不這樣認為？”
“我想先知道事由。”我重複道。
文學從口袋裏掏出紙巾，肆無忌憚地擤了一通鼻涕。漁夫從桌子抽屜裏取出塑料尺，啪嗒啪嗒地拍打手心。
“我說，你還不明白？”文學將紙巾扔進桌旁的垃圾筒，“你在使自己的處境變得越來越糟。”
“知道嗎，現在不是1970年，沒有閑工夫和你在這裏玩什麼反權力遊戲。”漁夫忍無可忍似的說，“那樣的時代早已過去了。我也罷你也罷任何人也罷，都已被一個蘿卜一個坑地安在社會裏，由不得你講什麼權力或反權力，誰也不再那樣去想。社會大得很，挑起一點風波也撈不到什麼油水。整個體係都已形成，無隙可乘。要是你看不上這個社會，那就等待大地震好了，挖個洞等著！眼下在這裏怎麼扯皮都沒便宜可占，你也好我們也好，純屬消耗。知識人該懂得這個道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