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化學會成立後，積極宣傳“以三民主義為中國文化運動之最高原則，發揚中國固有文化，吸收外國進步文化，創設中國新文化，”其中心內容是“樹立人民對於領袖及革命集團之絕對信仰與擁護。”同時，它還在各省市成立分會，吸引文化教育界人士參加，推動運動的普遍開展。
中國文化學會成立後的短短幾個月時間，是複興社宣傳活動的高潮時期，也是複興社組織的大發展時期。但這也引起了CC係的嫉恨。陳氏兄弟認為複興社的發展，特別是中國文化學會在知識界的活動，是挖了他們的牆腳，於是處處與複興社為難，鄧文儀則成了他們攻擊的主要對象。
自以為與陳賡同是黃埔一期生，又是湖南老鄉，在軍校內還共過事，滿有把握將陳賡爭取過來，卻不料碰了一鼻子灰
1933年3月，紅軍將領陳賡因負傷到上海醫治，不幸落入國民黨手中。當時，鄧文儀正隨蔣介石在南昌指揮對蘇區的第四次“圍剿”，聞訊後喜出望外，自告奮勇向蔣介石請求前去勸降陳賡。他自以為與陳賡同是黃埔一期生，又是湖南老鄉，在軍校內還共過事，滿有把握將陳賡爭取過來，為蔣介石立上一大功，卻不料一場唇槍舌戰過後，鄧文儀碰了一鼻子灰。
鄧文儀一見陳賡，先故做寒暄，接著便轉入正題說：“現在中國正處在緊急關頭，迫切需要團結，需要強有力的領導，需要有一個蔣校長這樣的領袖人物，第二次東征時你曾冒著槍林彈彈雨救蔣校長脫險，為什麼現在不能重新回到他身邊呢？”
陳賡回答說：“大革命時，他領導東征，討閥陳炯明，我擁護他。四一二政變他屠殺共產黨人，置中國人民於水深火熱之中，我們就要打倒他！”
鄧文儀繼續高談闊論說：“北洋軍閥僅用三千保定生，就統治中國十幾年，我黃埔精英一萬多，定可在校長的領導下統治中國幾十年。現在校長的願望就是把所有的學生都爭取到他身邊來……”
陳賡打斷鄧文儀的話，責問道：“鄧先生，現在日本帝國主義侵我東北，窺我東南，蠶我華北，為什麼蔣介石一退再退？他指揮的軍隊不是在打日本，而是在圍剿紅軍。照此下去，國民黨的末日馬上就到了。”
“校長是在積蓄力量，到最後關頭定會領導抗戰的，列寧不也和德國簽訂《布列斯特和約》嗎？”鄧文儀憑著他在蘇聯學到的那點的東西，在陳賡麵前無理狡辯。
陳賡反駁說：“蔣介石的反動政策根本不能與列寧的靈活策略相提並論，你這是對我們革命導師的汙篾！”
一番論戰，鄧文儀感到為難，但他不能罷休，又轉而對陳賡誘以利：“庶康兄（陳賡原名陳庶康），你是我們黃埔生中出類拔萃的人物，又是校長的救命恩人，別說是兄弟我，就是陳誠、胡宗南等也無法與你相比，你要過來，要什麼會沒有呀，這比你在紅軍穿山越嶺強多了。”
“燕雀安知鴻鵠之誌。我所追求的，永遠不能為爾等理解。”陳賡轉而又譏諷了鄧文儀一句，“看在老同學、老同鄉的份上，我倒要勸你早日改邪歸正才是。”
鄧文儀連續幾次勸降陳賡，都以碰了一鼻子灰而終，他以自己極端的利己主義世界觀，去度察一個無產階級軍事將領的胸懷，最終是一定要失敗的。蔣介石見鄧文儀勸降不成，大罵其無能。但他親自出馬，也以失敗而告終。最後，陳賡在宋慶齡等民主人士的全力營救下，終於脫離了蔣介石的魔掌，重返紅軍隊伍。
與宋美齡的親信發生矛盾，被蔣介石“發配”蘇聯
1934年，南昌飛機場突然發生了一起重大縱火案，燒毀了飛機十幾架。蔣介石聞訊大怒，嚴令鄧文儀迅即調查，限期破案。鄧文儀急忙吩咐部下查找線索，並親自到現場勘查。他一到南昌飛機場，時任航空總署團長的徐培根就滿臉堆笑地把他迎進了辦公室。
二人坐定，寒暄幾句，鄧文儀剛轉入正題，徐培根就起身將辦公室反鎖，然後轉身打開保險櫃，取出一疊現鈔，手拿一支手槍，衝著鄧文儀開門見山地說：“鄧秘書，你也不用查了，咱們都是爽快人，事已至此，實話實說，這是我派人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