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第33章 複興社的戈培爾——鄧文儀(2)(2 / 3)

鄧文儀簡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堂堂團長,竟幹出這種雞鳴狗盜之事!,他起身回道:“為什麼要這麼幹?”

徐培根大大咧咧地說:“不為別的,無非是想弄幾個錢。前一段我拿航空署300萬元,想做筆買賣,不想運氣不佳,他娘的,一下子把300萬元全栽了進去。你想,我到那兒去弄錢填這個窟窿?沒辦法,隻有在賬上做手腳,幹脆來個一不做、二不休,扳倒葫蘆灑了油,一把火把庫房點著了。誰想天氣太熱,大火失控,釀成此禍。”

鄧文儀聽完嚇得心快跳出來了,心想:老蔣要是知道了,非殺他十次不可。他故作鎮靜地問道:“你現在打算怎麼辦?”

“很簡單,”徐培根攤牌道,“兩條路,一條是你老兄秉公辦事,把事情捅出去。這樣也好,你一槍我一槍,咱倆一塊見閻王爺去,一了百了,另一條路,見麵分一半,這是十萬美金,我送給老兄,此事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我們來個瞞天過海,一推了之。”

鄧文儀見過許多大場麵,但是像徐培根這樣的流氓無賴,他還是第一次碰到。經徐一訛詐,他也沒了主意。要麼是接受賄款,冒險發一筆大財;要麼是被這惡棍一槍打死。鄧文儀權衡利弊,最後選擇了“私了”之路。二人密謀,達成協議,由鄧文儀向蔣介石謊報失火原因。

鄧文儀見到蔣介石後,裝模作樣地說:“報告校長,飛機場大火案已基本查清。它不是人為的,而是飛機場油料太多,藏儲不密,天熱蒸發起火而致。”蔣介石將信將疑,又派戴笠前去複查。戴笠早已覬覦鄧文儀的職位,乘機找他的茬兒,結果與鄧的彙報不一。這時,素與鄧文儀有隙的陳立夫便乘機向蔣介石進言,說鄧文儀以中國文化學會名義大肆招搖撞騙,在文化界引起了不良影響。適逢鄧文儀又與新生活運動婦女指導委員會指導長宋美齡手下的親信董仁霖發生了尖銳的矛盾,宋美齡偏袒董仁霖而壓製鄧文儀,於是,蔣介石一怒之下撤銷了鄧文儀的公開職務,並準備重辦他,同時下令解散了中國文化學會。後經複興社賀衷寒等“太保”苦求,總算饒了鄧文儀一命,但卻撤銷了他侍從秘書等職務,由此結束了他在蔣介石身邊長達7年的近侍生涯。此後,鄧文儀在仕途上曾一度走了下坡路。

鄧文儀被撤銷一切分開職務後,隨即被派任複興社助理書記。當時,複興社的書記長經常換人,但鄧文儀這個助理書記卻一直不動。他積極協助每一任書記長工作,“勤慎從公”,“忍辱負重”、“委曲求全”,一副戴罪立功的樣子。時過境遷,蔣介石的氣消得差不多了,於是1935年春又重新起用鄧文儀,派他前往蘇聯任駐蘇武官。

鄧文儀到莫斯科後,廣泛接觸了蘇聯各界人士,特別是軍界人士。同年秋天,他回國述職,向蔣介石彙報了蘇聯堅決支持中國抗日的態度。當時,蔣介石迫於全國人民要求“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強大壓力,看到英、美各國對日政策日漸強硬,痛感日本在華北的瘋狂進逼使南京政府岌岌可危,不得不準備抵抗。而要取得蘇聯的援助,必須首先設緩解與中共的關係,因此,他命鄧文儀速返莫斯科,在國際上取得蘇聯對中國的諒解和尋找與中共接觸的渠道。

鄧文儀回到莫斯科後,展開了頻繁的外交活動,對於莫斯科與中國有關的蘇聯高級將領,過去曾在中國擔任顧問的人,他都進行聯係和懇談。此外,他還按照蔣介石的指示,征得蘇聯與共產國際的同意,經胡秋原介紹,開始同中共代表潘漢年接觸。1936年1月13日,在雙方的接觸中,潘漢年先闡述了中共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主張,及為此提出了聯合抗日的主張。但雙方對國共合作後在對日作戰時的統一指揮問題和蘇聯援助國民黨軍需等問題上,存在著重大分歧。

這期間,鄧文儀還同中共駐共產黨國際代表團團長王明進行了會談,在會談中,鄧文儀提出了雙方合作的三條建議:一、取消中國蘇維埃政府,政府領導成員和工作人員參加南京政府;二、改編中國紅軍為國民革命軍,統一指揮;三、國共兩黨恢複1924-1927年存在的合作形式或采取其他合作形式,中共繼續獨立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