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明認為國共兩黨的中央均在國內，雙方談判以在國內為好。為此，王明於1月23日專門寫信給毛澤東、朱德、王稼祥，提出了鄧文儀去蘇區直接與中共中央政府協商抗日救國的具體辦法。潘漢年則以中華蘇維埃中央政府外交部副部長的名義寫信給蔣介石，保證鄧進入蘇區後的人身自由與安全。
鄧文儀將上述談話記錄整理成詳細報告，派其副官送回南京，供蔣介石閱示定奪。中共代表團則決定派潘漢年回國，以便與國民黨代表繼續接觸。回國前，潘曾與鄧文儀晤麵，商討聯絡辦法。鄧囑潘回國後，可直接與陳果夫聯係。至此，鄧文儀在莫斯科參與國共兩黨接觸的活動結束。雙方在莫斯科的會談，雖無任何實質性進展，但重要的是，兩黨關係的堅冰已被打破，航線已被開通。它為以後雙方的接觸和談判創造了條件。
在西安事變中幫了蔣介石的倒忙，被蔣介石認為有“二心”之嫌；認為戴笠是蔣介石的希姆萊，自己則為戈培爾；係皖南事變的策劃者之一
1936年7月，鄧文儀奉調回國，被任命為複興社的書記長、新生活運動總會總幹事。12月12日，西安事變爆發。消息傳到南京，國民黨統治集團內部一片混亂。親日的軍政部長何應欽等人，極力主張討伐張、楊，轟炸西安，企圖挑起大規模內戰，置蔣介石於死地，以便取而代之。以宋子文、宋美齡為代表的親英美派，為營救蔣介石，力主和平解決，反對使用武力討伐張、楊。
當時，複興社內人心惶惶，眾“太保”驚慌失措。鄧文儀剛出任複興社書記長不久，麵對如此複雜的形勢，更是心急如焚，一籌莫展。在賀衷寒等人的鼓動下，他召集複興社骨幹分子，通過了以武力解決西安事變的決議案，並以黃埔同學會的名義，一致擁護何應欽暫代陸海空軍總司令，負“討伐張、楊叛逆”之總責。鄧文儀和賀衷寒等人還拿著這個決議案去征求宋美齡的意見，結果被訓斥了一頓，宋美齡說：“這是一個陰謀。”但是，鄧文儀又親自跑到上海活動，宣揚主張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人是不識大體、拖延時間、不忠於領袖的表現。
與此同時，鄧文儀還和賀衷寒等一起，收編了在南京失業的中央各軍校畢業生，發起和組織了300人的“討逆赴難團”。該團的口號是：“武裝起來，開赴潼關，直指西安，與張、楊決一死戰，救出校長。”但是，正當他們亂哄哄的要出征的時候，傳來西安事變和平解決的消息，鄧、賀聞訊，頓時泄氣，所謂的“討逆赴難團”也作鳥獸散了。
蔣介石回到南京，得知這場鬧劇後頗為不滿，把鄧文儀等人找來大發脾氣：“我在西安蒙難，你們在南京過逆，坐地打衝鋒，娘希屁，我還沒有死，你們就不聽我的話了，想改換門庭嗎？”鄧文儀在西安事變中幫了蔣介石的倒忙，被蔣介石認為有二心之嫌，從此又被冷落起來。
1937年7月抗日戰爭全麵爆發後，鄧文儀被任命為軍事委員會戰時幹部訓練團延緩一團政治部主任，後任成都中央軍校政治部主任，並兼軍事委員會委員長成都行轅政治部主任。在成都期間，他經常在公開場合演講，繼續販賣法西斯主義的思想，毒害青年。
1937年冬，抗敵宣傳委員會遷至武昌美術專科學校後，很快便在無形中解散了。此時，國民黨政府又在武昌成立了一個訓練團，招收一批青年和幹部受訓，故須任命一上校政治總教官。對這一清苦的職務，多人不願赴任，惟鄧毛遂自薦，到處奔走托人找關係，一心想當總教官。
後來，蔣知道了鄧的任命很有些不快，好在朋友們替他說情，說他願意痛改前非，戴罪立功，蔣也就沒說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