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那年，武昌的起義很突然，星星之火立刻燎原，不到兩個月，除了南京，南方諸省已宣告光複。革命黨人知道，要想推翻大清朝，必須盡快成立新的革命政府，於是各路好漢紛紛動身，趕往處在危急之中的武漢。這時候，袁世凱的北洋大軍將武昌團團圍住，置身於自己炮火之下，隻要他願意，隨時可以拿下武漢。
也正是在這節骨眼兒上，南京光複了，前往武漢的革命黨人趕緊轉向，直奔南京，顯然這裏更適合建立新政權。於是乎，南京成了一個大官場，遠在四川的同盟會會員吳玉章，代表蜀軍政府風塵仆仆趕到南京，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像點樣子的官銜早就被瓜分一空，部長位置沒了，次長位置也沒了，以至於老朋友隻能抱歉，讓他任選一個司局長幹幹。
當時選出來的教育總長是蔡元培，以資曆看，他無疑是合適人選。若以名望看，另一位老革命章太炎更有資格，因為學問更好，而且不是一般的好。按照我的傻想法，若要選一個人掌管教育，當然應該選學問好的，當然應該選章太炎。不過，這想法是不對的，很幼稚，好比最好的運動員未必適合當教練，未必適合當體育總局的最高長官。
蔡元培是中國現代史上第一位教育總長，這個總長是平衡的產物，當時的南京臨時政府內外交困，為組閣吵得不可開交，幾大總長職位，教育相對最不重要。章太炎“自己以為政治是其專長，學問文藝隻是失意時的消遣”，他的特點是能吵能鬧，動不動就要罵人，因此教育總長的位置雖然不重要，但平衡下來，還是選中了性格平和的蔡元培。
傅斯年先生評價蔡元培，說他有兩大優點，一是中國傳統聖賢之修養，一是西方自由博愛之理想。這兩個優點讓蔡成了教育界的不倒翁，隻要願意，隻要不玩辭職，教育部長或總長、北京大學校長、中央研究院院長，所有這些學界的最高領袖，都是禁鼎一臠，非他莫屬。
一九四○年，正值抗戰相持階段，蔡元培在香港逝世，享年七十二歲。國難期間喪事從簡，當時的中國不分政治派別，均表深切哀悼，可謂極盡哀榮。國民政府發布褒揚令，用了一大堆好詞，“道德文章，夙負時望”，“推行主義，啟導新規，士氣昌明，萬流景仰”。
中共領導人周恩來親自撰寫挽聯：“從排滿到抗日戰爭，先生之誌在民族革命；從五四到人權同盟，先生之行在民主自由。”還在延安窯洞的毛澤東，也特發唁電，稱他為“學界泰鬥，人世楷模”。
極盡哀榮可以玩味，哀榮這兩個字，並不是說一個人死得熱鬧，喪禮隆重，規格非常高。孔子的學生子貢讚揚恩師，說他“其生也榮，其死也哀”，意思是說像孔子這樣偉大的人物，活得光榮，死了讓人感到悲傷。因此哀榮是並列關係，說明一個人的生和死，對社會都有不同尋常的意義。
蔡元培是學而優則仕的典型，看清朝遺老筆記，不乏溢美之詞，好歹人家也是有過功名，正經八百的科舉出身。十七歲考上秀才，二十二歲中舉人，二十三歲中貢士，第一次參加殿試未取，二十五歲中進士，名列二甲三十四名。他的策論內容是“西藏的地理位置”，我很吃驚當年殿試，皇上的眼皮底下，居然會這麼考。
同科進士有些名聲的還有張元濟和唐文治，以最後官階論，恐怕要數蔡元培最高，雖然他在清朝的官不算大。說白了，就是考場得意，會做官，能當好官。章太炎說自己善於搞政治，做學問玩文藝，隻是失意時的消遣，這句話用在蔡元培身上才更合適。考察他一生，從來沒有真正地離開過官場，他的學問並不驚人。在晚清，棄官從教，創立光複會排滿，玩的是政治。到了民國，在教育的最高權力位置上下，玩的還是政治。
蔡元培這樣的人不可能離開政治，他的辭職本身就很政治。他的辭職書最見性格，最值得品味。袁世凱挽留他，他說我不是為你辭職，而是為四億中國人。他不當北大校長的理由，是屁大的事都要向上麵彙報，“我是個痛惡官僚的人，能甘心仰這些官僚的鼻息麼”，當然不能。理由二，“我絕對不能再做不自由的大學校長”，思想自由是世界大學的通例，中國非要和別人不一樣，這鳥校長不做也罷。理由三，“北京是個臭蟲窠”，無論何等高尚人物，無論何等高尚事業，一到這裏便染了臭蟲的氣味。
蔡元培有其特立獨行的一麵，他反對過孫中山，孫中山要北伐，要和北方開戰，他堅決反對。反對過共產黨，一九二七年的“四一二”清共，他是民國元老中投讚成票的人。著名的五四運動中，作為北京大學的校長，他堅定不移地站在學生一邊。十多年後的“一二·九”運動，學生要求抗戰，到南京示威，他出來跟學生對話，結果被打得頭破血流。
作為一名教育家，他把學業看得非常重，認為“因愛國而犧牲學業，則損失的重大，幾乎與喪失國土相等”。顯然，教育和政治分不開，然而教育不僅僅是政治，教育家絕對不能隻是政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