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鍾書先生的某些做法會讓人想不明白，給平常人寫信十分謙和，非常平易近人，可是評點曆史和當代名人，動輒出言不遜，極具攻擊性。譬如說起程千帆先生，就說他的詩“野野狐”。第一次看到有關文字，也不曾細想，以為“野野狐”就是“野狐禪”。後來看仔細了，終於明白是一句常用吳語，我本吳人，太明白這話的分量。“野野狐”是馬虎和不認真，是很“糟糕”， 以評價論，遠比“野狐禪”更差，這真讓如日中天的程門弟子感到不爽。
說起沈祖棻先生，錢也沒什麼好話，“其妻沈祖棻之詞稍勝，然聞其佳者多吳瞿安點竄之筆，未足窺其真麵也”。這番話更刻薄，先說沈的詩詞稍好，緊接著又說，之所以能夠好一點，是因為經過她的老師吳瞿安修改。
吳瞿安就是吳梅先生，是個很有趣的老家夥，他的年齡要比我祖父還大十歲，比魯迅先生略小，比周作人大一歲。當年讀中文係，給我們上課的吳新雷老師常要提到這位吳梅，大致意思就是，吳的絕活兒是詞和曲，學生弟子中，獲得詞學真傳的有沈祖棻和唐圭璋，獲得曲學真傳的是盧前和任二北。
玩新學和玩舊學，顯然相差很多，吳梅的年齡憑想象，怎麼也該比新派的周作人大出許多。根據周的描述，當年吳梅在北大上課，穿著長衫，手拿笛子走進課堂，一邊吹曲，一邊哼唱，學生聽著很怪，與京城戲館流行的完全不一樣，聽他解釋，才知道這就是快咽氣的昆曲。
吳梅屬於中國的第一代文科教授，參加過科舉，當過小學教員、中學教員，蔡元培先生主持北大，不拘一格，把他請去主講古樂曲。他的一舉一動，更像行為藝術家，通常講到新舊文化之爭，吳梅毫無疑問算作舊陣營，然而真正做舊學問的，看他就是“小道末技”，難免“野野狐”。
吳梅後來南歸，離開了新氣象的北大，到了保守的中央大學，成了中大中文係標誌性的人物。我生也晚，隻能聽些關於他的段子，南大的吳新雷似乎得其真傳，凡是遇到機會，必定興致勃勃來上一段，唱什麼也不太明白。吳梅的後人說聽老人家唱昆曲，聽著聽著就睡著了，因此戲稱為“困曲”。小孩子不太懂，其實昆曲跟鴉片一樣，真喜歡，就會上癮，就會沉溺其中。
欲明曲理，須先唱曲，昆曲鼻祖魏良輔總結經驗，說唱曲有三絕，要字清、腔純、板正。吳梅的境界很高，據說是近現代以來唯一一位又能寫劇本，又能填詞製譜，而且能夠表演的全才。
吳梅最擅長青衣和老旦，是當時公認的唱曲大家。像這樣的人才，最適合進藝術學院。他沒留過學，也沒有說得過去的學曆，難怪黃侃先生看了不入法眼，問吳憑什麼在最高學府裏混，他理直氣壯、大言不慚地說就憑元曲。
吳梅玩的是舊玩意兒，卻沾足了新文化的光。按照傳統士大夫標準，吳屬於典型的落魄文人、玩物喪誌的曲子相公，基本上是寫《肉蒲團》的李漁那一路，隻配當幕僚，養戲班子，教唆公子哥兒，帶幾個女弟子。新文化讓吳梅這種不靠譜的文化人時髦起來，從邊緣進入中心，成為著名的大學教授。
連梅蘭芳都應該算是吳梅的學生，當然還有昆曲的大名角俞振飛。向吳請教過的名士達人，還可以包括朱自清、田漢、鄭振鐸。他玩的這些學問，因為別裁偽體，因為通俗，因為淺近直白，與新文化運動看上去如出一轍，都是為了接近大眾，然而本質上，貌似新，骨子裏仍然是舊，隨著時間遷移，越來越舊。
有人為沈祖棻辯護，認為直到一九三四年大學畢業，她讀了研究生，才正式成為吳梅的入室弟子，因此這位恩師不可能在此之前，就為其學生“點竄”。不過細心人在吳梅日記中發現，沈讀研究生前，起碼有過四五次拜訪的記錄。是否為學生改詩詞暫且不論，僅僅從時間上考量，沈被譽為“沈斜陽”的時候，已經是吳的女弟子。
吳梅顯然喜歡女弟子，二十世紀三十年代，中國曾經曆了一個非常好的發展時期，發達國家普遍遭遇經濟危機，紛紛到中國來找飯碗。外幣貶值，中國的錢開始值錢，有錢人出國巡遊，充分享受升值的好處。山河依舊風景不改，鶯歌燕舞燈紅酒綠，而日本人也越來越猖狂。“九一八”事變後，即將開戰的陰雲始終籠罩，吳梅帶著弟子們在秦淮邊聽小曲兒，難免“武定橋邊，立盡斜陽”，難免“有斜陽處有春愁”。
除了沈祖棻，吳梅還有一位有名的女弟子張充和。張與沈一樣，也是蘇州富家小姐，也是對古詞曲十分入迷。可惜張沒有沈的運氣，拜師不久，抗戰爆發，基本上失去了向吳當麵請教的機會。好在張充和與姐夫沈從文一樣，屬於有異秉的人，玩什麼都能精，不僅一手字寫得漂亮，而且也是玩曲大家。
吳梅的學問注定絕學，抗戰後，隨著大學去了內地，很快客死他鄉，享年五十五歲。他教了不少優秀弟子，最後留給家人的遺囑是要學工，莫學文。文乃雕蟲小技，實不足恃，他有四個兒子，都是學理工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