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帝國，一個從曆史硝煙中走來的王朝，繼承並延續了久遠的文化積澱與昔日的曆史輝煌。但當它走到19世紀時，終於變成了一位老態龍鍾的老人。盡管它曆史悠久、地大物博，而且此時西方的天文曆法、數學、外語、宗教等文化質素正悄然進入中國，並被當時的進步上層人士所了解與謹慎地認可，然而19世紀的大清帝國已正如落日下的餘暉，不可挽回地走向了滅亡的墳墓。
19世紀後半期，就世界格局而言，世界各國之間的國家界線和力量對比看起來與今天迥然不同，在歐洲，英國此時擁有著整個地球1/3的土地（包括本土及殖民地），而成為世界上影響力最大的超級大國。在歐洲其他的地方，此時的德國正依靠著文化民族主義逐步走向統一，重新成為不斷崛起的力量。地處北方的“俄國熊”，在羅曼諾夫王朝殘酷的統治下正變得沒落腐朽，即將被革命的浪潮所吞沒。大西洋彼岸的美國此時正經曆著一場有關社會製度的國家內戰，並在工業革命的推動下，迅速成為世界上最富有、最強大的國家。
正當歐美經曆著工業革命，世界局勢悄然發生著重大變化的時候，我們的國家卻在大清王朝的統治之下，依舊以貫有的惰性緩慢地向前發展著，對之毫無覺察，並以自己為“天朝上國”而沾沾自喜。正當歐美在進行著科技方麵的劇烈變革，載人飛機首次試飛（1903年），橫越大西洋的無線電通訊實驗第一次獲得成功（1901年）的時候，我們的主要交通工具依然還是延續了許多年的馬車、轎子、人力車等（盡管1924年12月北京開通了有軌電車，但於整個中國而言，仍屬少數）。
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中國是一頭東方睡獅，並且它已沉睡得太久太久。帝國主義也趁著雄獅在沉睡的時候，對中國進行著無情的侵略與滲透。由於清朝統治集團的腐敗無能，到20世紀初，英、法、美、俄、日等國家，對中國的侵略日益加劇，它們不僅大肆掠奪我國的資源物產，以洋貨傾銷的方式控製著中國市場，而且通過教會，奴役中國人民，擴張自己的勢力。然而此時的中國並非是一潭死水，而是處於大變革風暴席卷的曆史時期。這段時期，中國經曆了資產階級改良派的變法運動，農民階級的起義活動和資產階級革命派的推翻封建統治的起義—三次大的旨在挽救民族危亡的曆史運動。
19世紀末，由於清政府的腐敗無能，中國的民族危機越來越嚴重。特別是在1895年《馬關條約》簽訂以後，中國的半殖民地化程度進一步加深，這時，一些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站出來要救亡圖存，挽救風雨飄搖的清政府統治。這便是以康、梁為代表的資產階級改良派主張學習西方先進製度的“公車上書”（1895年）及“戊戌變法”（1898年6月~9月）。後因清廷以慈禧為代表的保守派的扼殺，改良派懼怕人民群眾的力量而沒有放手發動群眾參與變法，對帝國主義又抱有幻想，而最終失敗。這次運動雖然失敗了，但其積極影響亦是顯而易見的，它在沉睡的中國大地上大大宣傳了資產階級思想，是中國知識分子在救亡圖存道路上的一次積極探索，為落後、保守的中國帶來了一股清新的思想新風。
與此同時，義和團運動也在中國的大地上興起並不斷壯大，是繼太平天國運動以後又一次轟轟烈烈的農民運動。義和團運動打著“扶清滅洋”的旗號，懷著對外來侵略勢力的極度仇恨，沉重地打擊了外國侵略者的囂張氣焰。這次反帝愛國性質的農民運動，盡管具有一定的盲目排外性與迷信色彩，客觀上卻為革命的發展掃除了障礙，也表現出了中國人民大無畏的革命精神，這也是中國一直沒有完全淪為殖民地的原因之一。
20世紀初，中國大地上爆發了一場旨在推翻清王朝封建統治的資產階級革命，曆史學家命名為“辛亥革命”。這次革命盡管因資產階級革命派的妥協而最終失敗，但它導致了清帝的退位和清王朝統治的終結，為中國新一輪的革命與發展掃清了種種障礙，此後不久，終於爆發了反對軍閥賣國行為與帝國強權主義的五四運動，猶如平地起驚雷，喚醒了這頭沉睡已久的中國睡獅，從此以後，中國曆史揭開了嶄新的一頁，中國人民終於為自己真正站起來而同仇敵愾，從而成為這一曆史時期的主旋律。
1900
20世紀初的北京城
北京，一座經曆了無數風花雪月、朝代更替的曆史名城，像一壇保藏了三千年的美酒，浸透著濃鬱的文化氣息，洋溢著數不清的風雲變幻、冷暖榮辱。北京這座城，穿越無數滄桑，如同一位沉默的老人，在沉默的背後透著一種寧靜、一種威嚴、一種厚重。
20世紀初的北京城，街上人來人往、車水馬龍，各種國籍的金發洋人混跡其間，他們在市民眼裏早已不是那麼的驚奇了。各種風味小吃遍布了這座古老城市的街頭，什麼熱呼呼的烤白薯、什麼酸酸的豆汁兒……不一而足，街頭巷尾，隨處都可以見到在小攤邊吃得汗涔涔的市民。不僅如此，北京的菜係也是眾多，最具代表性的便是宮廷菜。在當時，宮廷菜有著十足的貴族氣，包括最有名的滿漢全席和全魚宴，非皇親貴族不得入口，不僅味道一流，皇家排場也夠很講究。驢子、馬匹、轎子，此時還是北京城常見的交通工具，但是，洋車（人力車）還不是很多，而有軌電車，這個發明於1881年的西洋事物在這時也已在北京城內開始出現，而成為見慣了大場麵的北京市民眼中的新奇玩意兒。
除了洋人，名角、俠客、進步人士、政客、兵痞、妓女，各色人等在北京這個政治的大舞台上紛紛登台亮相，各自演繹著自己的悲喜榮辱、風情不一的角色命運。在這個風雲再起的大舞台上，既有鋌而走險的政治角逐，也有獻身為國的變法鬥爭，還有京戲、京腔的醇美演出。譚鑫培在這個時候已經成名，其演藝事業也是如日中天，他演唱的《秦瓊賣馬》、《定軍山》、《空城計》等劇目，成為紅遍北京城的名作，並形成了譚派唱腔藝術。在這些人物當中，還有一位值得書上一筆的人物，他就是鏢客“大刀王五”。他曾同情變法維新，並與譚嗣同結為至交，最後在抗擊外國侵略者的鬥爭中死去。譚嗣同的《獄中題壁》詩：“望門投止思張儉，忍死須臾待杜根。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昆侖。”“兩昆侖”，一是指康有為；另一昆侖便是大刀王五，可謂是真俠士。
20世紀初，北京城的魅力更加濃厚而獨特，並形成了厚重大氣的“京派文化”。這種深沉的京派文化既是一筆豐厚的曆史文化遺產，同時也是一種惰性積習的沉重載體。
清政府懸巨賞緝拿康梁
19世紀末期20世紀初期的晚清帝國，正在經曆著前所未有的風雲突變，外國對我中華覬覦的目光也更為貪婪。在這樣的背景下，康有為、梁啟超等一幹進步的知識分子便登上了“救亡圖存”的曆史舞台。
1882年，康有為到北京參加會試，回歸時經過上海，進一步接觸到了資本主義的事物，這使年輕的他胸中燃起了救國之火，同時還立誌要向西方學習，借以挽救正在危亡中的祖國。
1888年，康有為到北京參加順天鄉試，沒有考取。當年9月，他上書光緒帝，痛陳祖國的危亡，批判因循守舊，要求變法維新。1891年，康有為回到廣東後，開辦了萬木草堂學館，並先後寫了《新學偽經考》和《孔子改製考》兩部著作，為變法運動的開展創造了理論。
此後，康有為積極地開始了他的變法實踐。1895年4月，正在北京參加會試的各省舉人，聽說清政府要與日本訂立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極為憤慨。他連夜起草了一份一萬四千多字的《上皇帝書》。各省舉人一千三百多人集會，很快通過了這個萬言書。5月2日，這份萬言書送交都察院。這就是有名的“公車上書”。後來，康有為又連續給皇帝上了幾次書。康有為積極上書的精神，使光緒皇帝很受感動。在上書中，康有為係統地闡述了自己的變法思想，從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等幾個方麵係統地提出了自己的見解。
1898年6月11日，光緒皇帝發布“明定國是”詔書，宣布實行新政，“變法自強”。五天以後，光緒皇帝正式接見康有為，並賜予六品官職，為“總理衙門章京上行走”，同時給他以專折奏事的權力。不久，梁啟超、譚嗣同等也都在朝廷中任了職。這樣康有為和他的同事們很快就參與到了變法維新的機要當中。在三個多月的時間裏，他們根據皇帝的授意，發布了不少實行新政的詔書，如設立學堂、提倡一定的言論自由、獎勵發明創造、保護和獎勵農工商業、改革財政等等。
正當康有為等人躊躇滿誌，開始大展宏圖的時候，以慈禧太後為首的頑固派開始了他們強有力地反撲，很快改良派的變法運動便告失敗。光緒皇帝被囚禁，譚嗣同等人被殺，而康有為、梁啟超則倉皇逃亡國外，很快清政府便懸巨賞來緝拿康有為、梁啟超。
莫高窟“藏經洞”被發現
20世紀初期的中國，正處於一個社會大動蕩的時期，清政府腐敗無能，西方列強又不斷侵略中國，在這一特定的曆史背景下，中國西部敦煌莫高窟發現了大量藏經洞文物！這在人類考古學史上是一大喜訊，但是，對於苦難的中國來說，藏經洞的發現，卻是另一段屈辱的開始。
莫高窟位於敦煌市東南的鳴沙山東麓，900多年前，當時莫高窟的僧人，把近千年存放在莫高窟寺院的經書、繡像、日常文牘和各種書籍全搬進這座石窟內存放起來，然後封閉洞口，抹上泥皮，畫上壁畫，使人很難發現這一秘密。900多年後，正是由於這座小石窟的發現，震驚了中外，使敦煌成為文化界矚目的地方。
發現藏經洞的是一個叫王圓籙的道士，1900年的夏天，王圓籙像往常一樣在清掃著洞窟內的積沙，可能連他自己也不會想到，一個塵封了近千年的秘密被他發現了。他在夥計的指引下，敲擊數次夾空的牆壁，鏟去泥皮，發現了藏滿珍寶的小石窟。裏麵的經卷、佛幡、銅像和文書不計其數，堆滿石窟。這天是1900年5月26日。
藏經洞發現後，英國人斯坦因、法國人伯希和、日本大穀探險隊、俄國鄂登堡探險隊、美國人華爾納等所謂的“探險家”紛紛來到敦煌，用騙取等手段，將敦煌遺書及壁畫、雕塑源源不斷地運往國外。美國人華爾納在敦煌盜割剝離的壁畫，由於保護技術的失敗，完全破碎，人為地造成破壞。1910年，在中國學者的呼籲下，清政府下令將洞中其餘遺書全部運京，移交京師圖書館（今中國國家圖書館前身），但在運京途中，又被一些官員監守自盜，許多精品丟失，長卷撕為斷片，真跡被贗品假冒，敦煌遺書再次遭受人為破壞。英國人斯坦因兩次從敦煌掠走寫本和畫繡藝術品上萬件。法國人伯希和僅以500兩白銀，就“買走”敦煌遺書約6000件。而日本和俄國的“探險隊”也從敦煌搜刮掠走1萬多件文獻。至此，藏經洞文獻的大部分被劫往國外，敦煌寶藏至今仍被人為地分散在世界各地。
清政府安撫義和團進駐北京
義和團，前身為義和拳，起源於明末清初，是進行反清活動的民間秘密結社組織，最早見於乾隆年間的官方文書中，活躍在山東、直隸一帶。後來，形成以農民為主的受壓迫民眾抗暴自衛的民間秘密組織。鴉片戰爭後，義和拳即自發地投入反洋教勢力壓迫的鬥爭。自甲午中日戰爭開始，在帝國主義加緊侵華過程中，山東民眾深受其害，分散在山東各地的義和拳，便自然地成為廣大民眾反帝鬥爭的組織者和領導核心。
1898年10月趙三多、閻書勤等人打出了“扶清滅洋”的旗號。與此同時，四川大足起義提出了“順清滅洋”的口號，稍後在湖北、雲南的反教會鬥爭中也出現了“保清滅洋”的口號。這類口號同一時期在不同地區、不同組織的鬥爭中相繼出現，因而“滅洋”成為了民眾的共同呼聲。在當時的社會條件下，也客觀上減小了義和團運動發展的阻力，也易於被人們所廣泛接受，以致後來“宮中內侍宮女，亦皆習拳。滿漢各營卒，入團者居其大半”。同時，“扶清”口號的提出，又使人們喪失了對清朝統治集團的警覺，尤其是隨著義和團運動的大發展，成分複雜，當清政府對義和團的政策由“剿滅”改為“招撫”時，義和團逐漸落入了被利用、控製、消滅的圈套。
1900年年初，山東義和團向直隸發展。山東義和團與直隸義和團會合後，勢力大振，迅速發展，在直隸已成燎原之勢。陽春三月時已逼近北京，北京城內開始出現義和團。帝國主義一方麵照會清政府，限短期內剿滅義和團；一方麵調兵進駐北京。清政府此時的政策仍是“剿滅義和團”。直到春夏之交，義和團已經開始進入北京城，成為清政府肘腋之患時，清政府方才考慮改變原來剿滅的政策。從6月9日~16日，慈禧太後連續召開數次禦前會議，商討對策，最終決定安撫義和團。於是，越來越多的義和團民眾進駐北京城。
慈禧太後向列強宣戰
麵對19世紀末20世紀初風起雲湧的義和團運動，清政府在撫和剿的問題上猶豫不決，各國公使於是決定利用武力的方式來逼迫清政府就範，遂調集在大沽軍艦上的海軍陸戰隊400餘人進北京保衛使館。1900年6月10日，英國海軍中將西摩爾統帥多國聯軍（史稱“八國聯軍”）兩千餘人從天津向北京進發，形勢一時緊張起來。
而此時的清政府，對義和團的態度也發生了轉變，慈禧太後派軍機大臣剛毅等前往涿州“視察”義和團，並於6月13日終於承認義和團為合法的組織，還準許他們進入北京內城。
當光緒還在帝位的時候，外國侵略者就比較喜歡這個光緒帝，所以在光緒進行“戊戌變法”的時候，都表示了一定的支持。對此，慈禧太後是非常不滿的，但由於外國勢力的強大，她也隻有忍耐。後來光緒變法失敗，慈禧囚禁了他，還想立即廢了他，但外國人不讚成，她不能如願，便對外國勢力也產生了仇恨心理。
後來端王載漪欺騙慈禧太後說外國人要逼慈禧太後歸政於光緒，這使得慈禧大怒，遂在大沽炮台失守的消息傳到北京後，於21日命令清政府發布對外宣戰的諭旨，從某種意義上說，這是她在向帝國主義列強宣戰。
向外國列強宣戰，給義和團錢糧，又對殺死外國人的民眾進行懸賞，這多多少少反映了慈禧也是很反感洋人的，但是沒過幾天，各國公使就向清政府抗議，並威脅要向大清國開戰，慈禧這時候又害怕了起來，還說出了“量中華之物力結與國之歡心”，之後便發生了八國聯軍侵華的恥辱事件。
八國聯軍攻陷北京
義和團運動興起以後，外國列強向清政府不斷發出武裝幹涉的叫囂。1900年4月，英、美、德、法四國公使聯合照會清政府，限令兩個月以內悉將義和團“一律剿除”，否則直接出兵“代為剿平”。5月25日，駐京各國公使議定聯合發出照會，脅迫清政府下令屠殺義和團和懲辦鎮壓義和團不力的官員，同時命令各國在大沽口外的海軍待命行動。5月29日，各國艦隊從大沽口派出陸戰隊闖入天津。5月30日，各國公使宣稱不論清政府態度如何，都要派兵進京。清政府提出每個使館所調軍隊不得超過30名，未獲結果。
5月31日~6月2日，英、美、俄、日、法、德、意、奧八國侵略軍450多人先後開進北京。此時駛入渤海灣和大沽口外的外國軍艦已達24艘。6月上旬，各國政府授權各駐華公使相機行事，並訓令本國在華艦隊司令聽其調遣，與各國協同作戰。6月10日，英、美、俄、日、法、德、意、奧國組成八國聯軍，共2100多人，由英國海軍上將西摩爾率領，從天津向北京進犯。6月16日，侵華聯軍向大沽口守將羅榮光發出最後通牒，威迫中國守軍17日晨2時交出炮台，遭到拒絕。17日晨，侵華聯軍發動進攻，全體守台官兵與敵激戰數小時，擊沉擊傷敵艦6艘，敵軍傷亡100餘人，炮台陷於敵手。至此，八國聯軍的侵華戰爭正式爆發。
1900年8月14日淩晨，八國聯軍對北京發動總攻。俄軍攻東直門，日軍攻朝陽門，美軍攻東便門。上午11時東便門被攻破，部分美軍最先攻入外城。英軍中午始達北京，攻廣渠門，至下午2時許攻入。晚9時，俄、日軍各自由東直門、朝陽門破門而入。
15日，八國聯軍向北京內城及紫禁城進攻，清軍雖進行了頑強又慘烈的抵抗，但最終京師內九門還是全被英、日、美、俄四國攻破。
16日，清軍繼續在京城各處展開激烈的巷戰，據當時目擊的美國人說：“有中國死屍在地，此皆性質堅毅，遇攻不退，死而猶烈者也。”早7時，日兵、法兵救援西什庫教堂，在西華門與清兵激戰，清兵戰死800人，法兵死2人，傷3人。10時許，法公使、提督皆在西什庫教堂與主教相見。至晚間，八國聯軍占領北京全城。
慈禧太後與光緒帝出逃
1900年，八國聯軍攻入北京城以後，慈禧太後與光緒皇帝等一幹顯貴於8月15日匆匆出逃，曆經70天、數千裏的奔波，最終在10月26日進了西安城。
慈禧太後在西安生活過得很奢侈，光禦膳房，就設了葷局、素局、飯局、菜局、粥局、茶局、點心局等多種，而且每局廚司多者有十幾人，餐前必由太監呈上菜單100餘種由慈禧點菜。除了飲食上極盡奢華以外，慈禧太後還在宮中或聽戲，或聽說書、看雜耍，消磨時光。
當時，各地達官顯貴為了迎接老佛爺的聖駕，紛紛搜羅奇珍異寶進貢給慈禧太後。不僅如此，慈禧太後在西安還多方搜刮錢財，公開賣官鬻爵。潼關有個大財主想買一道員職位，先花錢賄賂李蓮英打通關節，慈禧聽後明碼標價，認為至少需白銀萬兩。上行下效，貪汙舞弊、敲詐勒索之事層出不窮。太監頭子李蓮英最得慈禧歡心，不僅慈禧賣官之事多經其手，就是各地臣僚向慈禧供奉禮品時，也必須同時備厚禮賄賂李蓮英，不然不予上報。後來慈禧離開西安時搬運的財物中，李蓮英的財物竟超過慈禧所得財物的一半。宮中的其他太監，也事事須收賄賂，僅每天供慈禧吃燕菜一項，就須加白銀300兩，否則不收。因為如果慈禧吃不上燕菜，承辦官員就有殺頭的危險。
慈禧居留西安期間，奕劻與李鴻章作為清廷的全權代表，與外國侵略者在北京談判。直到1901年9月7日《辛醜條約》簽訂後，各國相繼從北京撤走軍隊，慈禧才決定返回北京。於是，在10月6日這一天，慈禧離開了西安，坐著八抬大轎，帶著3000輛大車，裝載了搜刮來的70萬兩白銀和大批財物，向京城隆隆進發了。
李鴻章抵京與八國聯軍談判
1900年，八國聯軍即將攻占北京，在這個時候，慈禧太後收拾好細軟，狠心地把珍妃投入井中以後，便帶著光緒帝倉皇逃出北京城。很快，西摩爾率領的八國聯軍就侵占了故宮，開始了前所未有的燒殺搶掠。
為了收拾這難堪的殘局，還在逃亡路上的慈禧太後再度授李鴻章為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令其北上。不過，他的部下及親屬都勸其以馬關為前車之鑒，不要奉詔，以免又成為了替罪羊，所以李鴻章以身體不適為由進行觀望。無奈朝廷一再電催，一個月後，李鴻章抵京，與八國聯軍議和。
10月11日，李鴻章在俄兵百人的護衛下抵達京城，並在賢良寺住下。下車伊始，他先後拜會了赫德及各國公使，而赫德此時則將數日前已擬定的專約拿出來以等候李鴻章的到來。
1901
清政府簽署議和大綱
1900年6月17日，八國聯軍攻占了大沽炮台。7月14日，又攻陷了天津。8月2日，又集兵兩萬自天津沿運河兩岸進發，並於14日攻陷北京。
慈禧太後、光緒帝和親貴大臣遂逃往西安，而派奕劻和李鴻章乞和。9月德國陸軍元帥瓦德西被推為聯軍總司令來華，侵略軍陸續增至10萬，由京津出兵，分侵山海關、保定、正定以至山西境內。此間，帝俄又單獨調集步騎兵17萬，分六路侵占中國東北。12月聯軍提出《議和大綱》，迫使清政府全盤接受，並於1901年1月15日與列強簽署了《議和大綱》。
清政府下令停止武科科舉考試
1901年1月29日，慈禧太後用光緒皇帝的名義頒布上諭，命督撫以上大臣就朝章國政、吏治民生、學校科舉、軍製財政等問題詳細議奏。4月21日，又下令成立了“督辦政務處”，作為籌劃推行“新政”的專門機構，任李鴻章、榮祿、昆岡、王文韶、鹿傳霖為督辦政務大臣，劉坤一、張之洞（後又增加袁世凱）為參預政務大臣，總攬一切“新政”事宜。
到了8月29日的時候，清政府下諭全國停止實行了多年的武科科舉考試製度。
中國被迫簽訂《辛醜條約》
1901年1月15日，李鴻章和慶親王奕劻代表大清帝國在《議和大綱》上簽了字。此事傳出後，李鴻章很快便被國人指責為賣國者、誤國者。年老體邁的李鴻章知道自己已經時日不多了，他希望能夠盡快結束談判，以讓八國聯軍撤出京城，讓皇室不再遭受流離之苦。
但是，《議和大綱》雖然已經簽了字，而聯軍並沒有撤軍的跡象。列強們一再要求，必須把賠款的數額定下來，必須親眼看到懲辦禍首。關於懲辦問題的談判已經讓李鴻章耗盡了最後的氣力，他無法接受皇親們在菜市口被洋人斬首，所以最終還是頂住了聯軍要求對皇親“正法”的壓力。
接下來便是關於賠款問題的談判，李鴻章已經沒有氣力與洋人爭來爭去了，他吐血已經吐到非常嚴重的地步。隻是，病中的李鴻章沒忘給張之洞傳話，說是電報每個字四角銀元實在太貴，凡事可以摘要發出，以節省經費。賠款問題全部是由下級官員談的，結果是大清國賠款4.5億兩，分39年還清，年息4厘。朝廷很快便給回了個“應準照辦”的電報。
1901年9月7日上午，清廷全權代表奕劻和李鴻章，與德國、奧地利、比利時、英國、美國、法國、意大利、日本、俄國、荷蘭、西班牙等11國代表到齊會場，於11時在西班牙使館舉行會談，簽署和談最後議定書。而十二款條約是早已議定好的，無須再議，各代表依序在12個文本上簽字後，正式生效，儀式於11時30分結束。《辛醜條約》的主要內容有：清政府賠償各國軍費4.5億兩白銀，其中沙俄得1.3億兩，以海關和鹽稅作抵押；拆毀北京至大沽的所有沿海炮台；各國留兵駐守北京至山海關鐵路沿線重要城鎮；在北京劃定使館界，允許各國派兵保護，不準中國人在界內居住；永遠禁止中國人成立或參加反帝組織和運動；將總理衙門改為外務部，班列六部之首。
條約的簽訂，使中國喪失了大量主權。在分贓中，沙俄分得的最多，所以沙俄外交大臣拉姆斯托夫不無得意地說：“1900年的對華戰爭為曆史上少有的最夠本的戰爭。”
第一批現代汽車登陸上海
對於那些了解汽車史的人來說，在中國，1901年是非常值得紀念的一年。這個時候距離德國發明裝有內燃機的現代汽車已經有15年了。也就在這一年，一位名叫李恩時的匈牙利人將兩輛美國製造的“奧茲莫比爾”牌汽車取道香港運到了上海，從而成為了出現於中國的第一批現代汽車。
這兩輛現代汽車，其車身都是黑色木製的。從外觀上看，一輛是折疊式軟篷車頂，一輛是涼篷式車頂。外表與當地的馬車十分相似。車上有兩排座位，前排為司機席，後排為乘客席。車輪輻條是木製的，輪胎采用實心樣式，同時還另裝有煤油燈和手捏喇叭。當李恩時把汽車開到上海的大街上時，便立刻引來了眾多市民的圍觀。一時間，這種會發出巨大轟鳴、跑得比馬車還快的洋玩意兒震動了整個上海灘。
由於尚無先例，所以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還特地開會研究如何向李恩時的汽車頒發牌照，最後決定給予臨時牌照，暫列入馬車類，並每月征稅兩銀元。從此以後，汽車開始逐漸出現在中國人的視野當中。但過了很久，人們仍把它視為一件稀罕物，甚至到了1926年，成都一家公司在為幾輛汽車試車時，圍觀者還驚歎不已，說這個東西開動起來真是“洋房子走路，鐵轎子打屁”。
1902
梁啟超在日本創辦《新民叢報》
1902年2月8日，繼《清議報》後，梁啟超創辦的《新民叢報》（半月刊）在日本橫濱正式出版發行。該報由梁啟超主編，韓文舉、蔣智由、馬君武等人撰稿。
在這期創刊號上，梁啟超開始以“中國之新民”的筆名，發表了他那篇膾炙人口的長篇政論文《新民說》，強調“新民為今日第一急務”，強烈呼籲人們都要擺脫封建奴性，樹立獨立、自由和愛國家、愛民族的思想，激勵人們都要具有“自尊”、“進步”、“利群”以及“進取冒險”等奮發圖強、積極向上的精神，這篇文章也可以說是他這時初編《新民眾報》的指導思想。《新民說》全文共20節，約11萬字，分期刊載。
《新民說》一發表，立即在國內外引起了強烈的反響。在這個時候，人們開始意識到“國民”對於國家的重要，尤其是“新民”對於“新國家”的迫切與必要。
作為辛亥革命以前維新派的重要刊物，《新民叢報》初期側重於介紹西方資產階級的社會、政治學說；宣傳變法維新；抨擊以慈禧太後為首的清政府；鼓吹和推行新文體。語言明白流暢，文筆生動犀利，深受讀者歡迎，十分暢銷，發行量有時高達1.4萬份。後在革命形勢高漲下，漸趨保守，堅持立憲保皇，反對孫中山領導的資產階級民族民主革命，1907年冬停刊。共出了96期。
張之洞創立湖北師範學堂
1902年5月21日，湖廣總督張之洞於武昌賓陽門南開辦了湖北師範學堂。在湖北師範學堂上，所設課程除普通中學堂所開設的諸門以外，另外還開設了師範專業必修的教育學、教授法、學校管理法等課程。學額120名，學製為2~3年。
後來，為了應付急需師資的狀況，又設了速成科，一年即可畢業。學堂以廩生陳毅、舉人胡鈞（1869~1944年）為堂長，又聘日本師範教員一人為總教習。張之洞創立的湖北師範學堂，成為我國近代教育史上最早的獨立完備的師範學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