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師範學堂是在張之洞“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教育思想指導下創立的。這一主張雖然不是他最早提出來的，但也反映了當時的社會思潮和教育思潮。早在1898年，張之洞就在撰寫的《勸學篇》中，從理論上係統地闡述了“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教育思想，從而使其成為了清末半殖民地半封建教育的指導方針。
張之洞的“中體西用”思想，不僅是洋務教育的指導思想，而且在後來的《奏定學堂章程》中也得到了具體和全麵的發揮，成為了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製度的教育綱領，對清末教育在宏觀管理上也起到了極其重要的作用。
北洋集團日漸形成
北洋軍閥，是清朝末年由袁世凱所建立的封建軍事政治集團。
清政府自鎮壓太平天國運動以來所依靠的湘軍和淮軍，在甲午中日戰爭中一敗塗地，令人大失所望。為了挽救搖搖欲墜的大清命運，清政府於1894年冬天委派淮係官僚胡燏棻到天津小站，按照歐式標準來訓練新式陸軍。到了1895年，清政府派袁世凱來接統這支軍隊，舊例受兼北洋大臣的直隸總督節製，這就是北洋軍建立的開始。
北洋軍按照德國的營製和操典來進行訓練，這與舊式的軍隊有著很大的不同。北洋軍閥就是隨著北洋軍的建立和發展，並在此基礎上產生的。為了控製北洋軍，袁世凱從接手一開始就注意搜羅黨羽，拚湊班底。在這當中，最為重要的黨羽有袁世凱的老朋友徐世昌和被稱為“北洋三傑”的天津武備學堂畢業的王士珍、段祺瑞、馮國璋等人，他們構成了後來的北洋軍閥的骨幹。
1898年，袁世凱依靠北洋軍，出賣了維新派，換得了西太後和權臣榮祿的信任，從這時起，袁世凱和北洋軍開始嶄露頭角。1899年和1900年，袁世凱又依靠北洋軍殘酷鎮壓山東義和團，得到中外反動派的賞識。
1901年，袁世凱繼李鴻章後，擔任了舉足輕重的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袁世凱利用手中的職權，竭力擴充自己的實力，從1902年開始，到1905年，北洋六鎮全部練成，兵力約六七萬人。隨著北洋軍的擴張，袁世凱和他的親信逐漸形成了以袁世凱為首的北洋軍閥。
至此，北洋軍閥正式登上了風雲變幻的曆史舞台，並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
孫中山提出興中會革命綱領
1893年冬，孫中山曾召集鄭士良、尤列等在廣州廣雅書局內南園抗風軒開會，討論成立一個以“驅除韃虜、恢複華夏”為宗旨的團體，未果。
1894年秋，孫中山從國內來到美國檀香山，決心組建革命團體，這一決定得到了當地數十華僑的支持。11月在火奴魯魯卑涉銀行華人經理何寬的宅邸舉行了革命團體成立會議，出席者有孫中山、何寬、李昌、劉祥、程蔚南、鄧蔭南等20餘人。孫中山主持了會議，並提議革命團體定名為興中會，並當場宣布了所擬的興中會章程。章程規定興中會以“振興中華、維持國體”為宗旨。
會議還選舉了劉祥、何寬為本會的正、副主席，黃華恢為管庫，程蔚南、許直臣為正、副文案，鄧蔭南等為值理。入會者填寫盟書，以“驅除韃虜，恢複中國，創立合眾政府”為誓詞。會後相繼加入者有90餘人。
1899年冬，原屬改良派的唐才常、林圭從日本回國，孫中山、陳少白、梁啟超等同席為唐、林餞行，談論合作事，氣氛頗為融洽。孫中山還介紹在漢口的興中會員容星橋協助唐才常舉事。後因雙方分歧較大，合作之事擱淺。不久，楊衢雲辭去興中會會長職務，興中會和三合會、哥老會代表在香港開會，共推孫中山為總會長，別名為“興漢會”。
會員陳少白於1900年在香港發刊《中國日報》作為該會的輿論機關報。同年，華興會會員鄭士良發動惠州起義，轉戰半月餘，因援絕械缺而失敗，史堅如則在廣州謀刺兩廣總督德壽不成而被殺。
1902年，孫中山在河內興中會完整地提出了“驅除韃虜，恢複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的革命綱領。1905年8月，中國同盟會成立後，興中會會員多數加入了同盟會。在同盟會成立以前，興中會是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運動最主要的領導者和組織者。
恢複京師大學堂
京師大學堂，成立於1898年，當時光緒帝授丁韙良二品頂戴花翎，並任命他為京師大學堂首任總教習。
1900年八國聯軍侵占北京後，大學堂被占領和摧殘，圖書儀器蕩然無存。學校關閉，師生流離。
1902年1月10日，清政府頒布法令重新恢複京師大學堂，任命吏部尚書張百熙為管學大臣，丁韙良又被重新任命為總教習。但西教習們因向清廷要求補償薪金引起糾紛，新任管學大臣張百熙（1902~1904年為京師大學堂管學大臣）借經費緊張為由，集體辭退了丁韙良等西教習。
經過積極籌劃，1902年12月17日，京師大學堂舉行了入學典禮，宣布正式開學。所以，在1951年以前，北京大學即是以12月17日為校慶紀念日的。
1903
《蘇報》案
義和團運動以後，革命形勢又重新高漲起來，資產階級革命派逐漸成為了一支影響力非常大的革命力量。許多進步人士紛紛出版書刊、雜誌來宣傳和倡導革命。1899年在上海創刊的《蘇報》，在當時是一份大力宣傳革命思想的報刊。
1903年夏，《蘇報》支持中國教育會和愛國學社的活動，並聘請章士釗為主筆，章太炎、蔡元培等為主要撰稿人，報道各地學生的愛國運動。以後，《蘇報》又陸續刊登了許多激烈宣傳革命的文章，旗幟非常鮮明。
當時，鄒容的《革命軍》在上海出版，章太炎的《駁康有為論革命書》也公開發表。章太炎在《駁康有為論革命書》中，尖銳地批判了康有為的“中國隻能改良不能革命”的論調，並把矛頭直接指向了清王朝的光緒帝。這兩篇極其犀利的革命文章問世之後，立即產生了很大的影響，也引起了清政府的敵視。與此同時，《蘇報》節錄了《駁康有為論革命書》中痛罵清朝統治者和揭露康有為改良主義奴婢實質的一段文字發表，還發表文章介紹《革命軍》的內容，向讀者推薦《革命軍》。
這些激烈的革命宣傳和它所產生的影響，使清政府感到了恐慌，大為震怒。於是，1903年6月29日，清政府勾結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查封了《蘇報》，逮捕了章太炎、鄒容等人。章太炎、鄒容在會審的時候慷慨陳詞，堅持鬥爭，使《蘇報》案成為當時轟動國內外的重大政治事件。最後，租界法庭判決章太炎3年徒刑，鄒容2年徒刑，並禁止中國人在租界內辦報宣傳革命和出版革命書籍。
後來，鄒容在監獄生活的折磨下，不幸病故，年僅21歲。1906年章太炎刑滿出獄，前往日本東京，參加了孫中山先生組織的同盟會，並主編《民報》與改良派論戰。《蘇報》案發生以後，民主革命思想的傳播和革命運動的發展就更為迅猛了，革命思想也開始產生廣泛的影響，從而壯大了資產階級革命派的聲勢。
鄒容創作《革命軍》
1903年5月，一本署名為“革命軍中馬前卒鄒容”的書《革命軍》，由上海大同書局正式出版。在這本書中，鄒容通俗易懂地回答了中國民主革命的基本問題，特別是提出了“中華共和國”二十五政綱。他還開宗明義地提出，要用革命的手段推翻清朝的皇權，建立資產階級民主國家，並為這個國家定名為“中華共和國”。
《革命軍》一書定稿後，鄒容在書前寫了一篇自序，並署名為“革命軍中馬前卒鄒容”。在《革命軍》印行單行本的同時，這篇《〈革命軍〉自序》就刊登在了《蘇報》上。五六月份，《蘇報》相繼發表了一係列評論《革命軍》、《駁康有為論革命書》的文章，為之推波助瀾、加以宣揚。其中章士釗撰寫的書評《介紹〈革命軍〉》一文，最為精彩，這篇百十來字的書評，精要地介紹了《革命軍》一書，使得讀者爭相先睹為快。
《革命軍》為2000多年的封建專製製度敲響了喪鍾，為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吹響了號角，成為一篇名副其實的反帝、反封建的戰鬥檄文。在這部書的結尾，鄒容高喊：“中華共和國萬歲!”“中華共和國四萬萬同胞的自由萬歲!”
章炳麟發表《駁康有為論革命書》
1902年，康有為發表了一篇《答南北美洲諸華商論中國隻可立憲不可行革命書》的公開信，堅持君主立憲，惡意攻擊和詆毀孫中山領導的革命運動。康有為此文發表後，保皇黨對此大加吹捧，廣為宣傳，並印成了小冊子，題為《南海先生最近政見書》，在華僑中大量散發，影響極壞。
為了反駁康有為的保留觀點，打退保皇派的猖狂進攻，章炳麟針鋒相對地寫了《駁康有為論革命書》的駁論文章，並於1903年6月刊印為小冊子發行。後來，又經過章士釗的節錄，以《康有為與覺羅君之關係》為題在6月29日的《蘇報》上發表，對康有為的種種謬論進行了非常深刻的批駁。
章炳麟在《駁康有為論革命書》一書中，駁斥了康有為為清政府歌功頌德的保皇論調，指出清政府是人民的仇敵、外國資本主義的幫凶，指責載湉是個“小醜”，隻會“尊事孔子，奉行儒術，崇飾觀聽”。像光緒這樣的皇帝，指望他來改革立憲，猶如“釀四大海水以為酒”，白日做夢。章炳麟對康有為“隻可立憲，不可革命”的謬論，也進行了駁斥，認為康有為鼓吹君主立憲的實質是“瞑瞞於富貴利祿”，“熱衷於複辟以後之賜環”。章炳麟還歌頌革命，號召人民以革命的形式推翻清政府，明確表達了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觀點。
從總體上來看，章炳麟堅決站在了民族民主革命的立場上，對康有為君主立憲的種種謬論進行了無情的鞭撻，並對革命鬥爭給予了無限熱情的謳歌。
陳天華之《猛回頭》、《警世鍾》出版
1898年，陳天華加入了熱心新學的鄒沅帆等人在新化創辦的求實學堂，受到維新思想的影響。後來，陳天華又到省城的嶽麓書院求學。
1903年春，陳天華以官費生被派送到日本留學，進入弘文學院師範科。不久，拒俄事件發生，他又積極地投入到這個愛國運動，加入了拒俄義勇隊、國民教育會。後又回國準備策動武裝起義。
回國不久，他寫了《警世鍾》、《猛回頭》兩部淺近通俗的宣傳作品，大聲疾呼“改條約，複政權，完全獨立；雪國恥，驅外族，複我冠裳”；高呼“萬眾直前，殺那洋鬼子，殺那投降洋鬼子的二毛子”，“推翻‘洋人的朝廷’清政府”，“建立民主共和國”。這兩部書以強烈的愛國精神和革命勇氣，揭露了帝國主義列強瓜分中國已迫在眉睫的危險境地，指出清朝政府已成為了“洋人的朝廷”，號召全國各階層民眾團結起來，實行排滿，在社會上產生了強烈反響。
不久，在湖南長沙參與發起秘密革命團體華興會，並到江西策動軍隊起義。1904年春，再到日本，入法政大學。8月，冒險回國，準備參加華興會發動的長沙起義。因事泄失敗，又去日本。
1904
日俄戰爭爆發
甲午中日戰爭以後，日本軍國主義的侵略野心更加膨脹，瘋狂地推行其侵略中國、吞並朝鮮的“大陸政策”。這樣，就同沙俄推行的侵略中國、吞並朝鮮、獨占亞洲、稱霸太平洋的“遠東政策”發生了尖銳的矛盾。
同時，《馬關條約》規定割讓遼東半島給日本，又引起了沙俄的不滿，沙俄為獲得不凍港旅順，控製我國東北地區，聯合法、德對日施壓，最後中國給日本白銀3000萬兩作為“贖遼費”贖回遼東半島，史稱“三國幹涉還遼”。對此，日本懷恨在心，伺機報複。逼日還遼不久，沙皇俄國便以“還遼有功”為借口，攫取了在中國東北修築中東鐵路及其支線等特權，後來，又強行向中國政府租借旅順和大連。
1900年，中國爆發義和團運動，沙俄乘機出兵占領東北全境，企圖據為己有，遭到中國人民的堅決反對和世界輿論的指責。日本借機與英國訂立反俄軍事同盟，要求俄國撤出在中國東北的占領軍，但雙方談判沒有結果。於是，日本便依靠英國的軍事支持和英、美等國的經濟援助，於1904年2月8日派遣海軍偷襲了停泊在旅順港外的沙俄太平洋艦隊，並擊沉在朝鮮仁川的俄國軍艦。日、俄兩國遂於2月10日同時宣戰，於是日俄戰爭正式爆發，中國東北則成為了戰場。
《時報》在上海創刊
1904年6月12日，《時報》在上海創刊。創辦人為狄楚青，總主筆為羅普，編撰人有陳冷、雷奮、包天笑、戈公振等。
該報得到康有為、梁啟超的資助，最初是流亡海外的康、梁主持的保皇會的機關報。而且，《時報》的名稱就是梁啟超命名的，其發刊詞和長達25條的發刊條例也是出自他的手筆。保皇會曾經撥款7萬元作為辦報經費，以後每年都有撥款，前後累計達20萬元之多。
《時報》最有影響的是對報刊業務的改革，重視新聞、言論，緊密配合時事要聞，專辟“時評”專欄。該報首創“對開報紙，分為4版”的現代型版式；繼而又改進標題、字體、圈點符號等編排形式。後又注重新聞圖片宣傳，常用複色套版印刷，得使版麵更為醒目多彩，對上海報界影響極大。
1912年以後，《時報》脫離了康、梁的控製，成為狄楚青獨資經營的報紙，後來，他主持《時報》長達17年之久。因而，《時報》逐漸成為了舊上海與《申報》、《新聞報》形成三足鼎立之勢的三大報紙之一。
蔡元培著手成立光複會
光複會，是1904年11月由陶成章等浙江誌士在上海成立的資產階級革命團體。
義和團運動失敗前後，隨著清政府賣國真麵目的徹底暴露，國內新式學堂的建立以及出國留學人員的迅速增加，浙江革命派的隊伍也有了較大的發展，開始著手籌建組織的活動。1900年，杭州求是書院的進步師生組織了一個研究時事的小團體，名為“浙會”，後來改為“浙學會”，其大部分成員或留學日本，或前往上海，相繼投入東京留學生和上海中國教育會等組織的愛國革命運動。1903年發生“拒俄運動”與《蘇報》案以後，在東京的原浙學會的會員10餘人舉行秘密會議，決定另行組織秘密革命團體，加強革命宣傳工作，發動武裝起義。
1904年2月13日，陶成章從日本回到杭州，然後同其他革命誌士遊曆浙東各地，遍訪山堂林立的各會黨頭目，在會黨群眾中廣為散發《革命軍》、《猛回頭》、《浙江潮》等書刊，為光複會的建立打下了較好的群眾基礎。
11月19日，在上海新閘路餘慶裏啟華譯書局內召開成立會，定名為“光複會”，又名“複古會”，以蔡元培為會長。光複會成立後，首先致力於擴大組織，為武裝革命做準備。在國外，陶成章在日本建立了光複會東京分部。在國內仍以會黨為發展的重點。
1906年，中國同盟會在日本東京成立，光複會多數成員加入同盟會，部分會員則繼續獨立活動。1910年，章炳麟、陶成章與同盟會分裂，在東京成立光複會總部，李燮和在南洋組織光複會南洋總部，代行東京總部職權，並在浙江、上海等地組織光複軍。武昌起義後光複軍在汕頭、浙江、上海、鎮江等處響應。民國元年3月陶成章在上海被陳其美指使人刺殺，光複會解體。
1905
譚鑫培主演電影《定軍山》
1905年，適逢京劇藝術大師、“譚派”藝術的創始人譚鑫培60壽辰。為了給他祝壽，由北京豐泰照相館的老板任慶泰主持，將譚鑫培主演的京劇《定軍山》中幾個做功強的片段如“請纓”、“舞刀”和“交鋒”拍攝下來，這就是中國的第一部電影《定軍山》。片子隨後被拿到前門大觀樓熙攘的人群中放映，幾乎出現了萬人空巷的局麵。這是有記載的中國人自己攝製的第一部電影，標誌著中國電影的誕生。
影片是在豐泰照相館院中的露天廣場上拍攝的。攝影機架在那裏一動不動，任由演員在鏡頭前表演動作，光線也是利用的自然日光。擔任攝影的是任慶泰最親近的攝影師任仲倫。這部影片的拍攝前後一共花了3天的時間，完成片長度約600英尺。按照當時的放映速度大約能放映10分鍾左右。因此，中國的第一部電影實際上是一部以戲曲為體裁的短紀錄片。
接下來的幾年裏，豐泰照相館在老板任慶泰的主持下，陸續拍攝了一些其他京劇影片，如俞菊笙、朱文英的《青石山》、許德義的《收關勝》、俞振廷的《白水灘》、《金錢豹》等戲曲的片段。不過可惜的是，由於年代久遠，他所拍攝的這些影片最終沒能保存下來。
由於京劇片段紀錄片《定軍山》是由中國人自己攝製的第一部電影（早期在中國放映的電影都是由外國人拍攝的），這一年因此也被人們公認為是中國電影的誕生日。
同盟會成立
1905年8月，孫中山與黃興等人，以興中會、華興會等革命團體為基礎，在日本東京創建了同盟會，孫中山被推舉為總理。他早先所提出的“驅除韃虜，恢複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的宗旨被采納為同盟會綱領。
在同盟會的機關報《民報》發刊詞中，孫中山首次提出“民族、民權、民生”三民主義的思想。
同盟會成立以後，孫中山派人到國內外各地發展組織、宣傳革命。他自己也為宣傳革命和募集經費而四處奔走，並在一些地方積極創立同盟會的支部。自然而然地，孫中山成為了中國民主革命的先行者與鬥爭旗幟。
從1906～1911年，同盟會在華南各地組織多次武裝起義，但均因缺乏群眾基礎、組織不夠嚴密等原因而宣告失敗，不過，革命黨人前仆後繼，英勇戰鬥的精神與行為，還是給了清政府以沉重的打擊，給了全國人民以極大的鼓舞。
清廷下詔廢除科舉製度
19世紀80年代以來，隨著西學的傳播和洋務運動的發展，實行已久的科舉製度正在悄然發生改變。1888年，清政府準設算學科取士，首次將自然科學納入考試內容。1898年，又加設經濟特科，薦舉經時濟變之才。同時，應康有為等建議，廢八股改試策論，以時務策命題，嚴禁憑楷法優劣定高下。戊戌變法失敗後，慈禧下令所有考試悉照舊製。
1901年9月清廷實行“新政”後，各地封疆大吏又紛紛上奏，重提改革科舉，恢複經濟特科。1904年，清廷頒布了《奏定學堂章程》，此時，科舉考試已改八股為策論，但尚未廢除。因科舉為利祿所在，人們趨之若鶩，新式學校難以發展，因此清廷詔準袁世凱、張之洞所奏，將育人、取才合於學校一途。
1905年9月2日，也就是光緒三十一年，袁世凱、張之洞等要臣奏請立停科舉，以便推廣學堂，踐行實學。不久，慈禧太後下詔書，宣布自光緒三十二年開始廢除科舉，所有鄉會試一律停止，各省歲科考試亦即停止，並令學務大臣迅速頒發各種教科書，責成各督撫實力統籌，嚴飭府廳州縣趕緊於鄉城各處遍設蒙小學堂。
京張鐵路開工
1899年前後，山海關內外鐵路總工程師金達草測北京至張家口鐵路，與沙俄爭奪對蒙古地區的控製權。同時，沙俄政府向清政府提出修建自西伯利亞的伊爾庫茨克途經張家口至北京的鐵路計劃，未獲清政府同意。1899年6月，清政府與沙俄達成協議，自北京向東北或北的俄國邊界方向修築鐵路時，除華人自建外，若委托他國，必須首先與俄國政府商議承造，而決不允許他國或他國公司承造。
北京至張家口是商旅去內蒙的貿易通道，清政府理藩大臣肅親王善耆為加強與蒙古王公的聯係，希望清政府能夠修築北京至張家口的鐵路。
1903年，督辦鐵路大臣袁世凱向清政府建議修建京張鐵路。於是，清政府打算提用關內外鐵路的餘利來修築京張鐵路，英國以該款在英商彙豐銀行為由，堅持修築此路必須任用英國的工程師。沙俄則以長城以北修築鐵路不能由他國承辦為由而表示強烈反對。
1905年2月，清政府批準鐵路大臣袁世凱和會辦胡燏棻的官辦京張鐵路奏請，利用關內外鐵路餘利來築路，並得到了英國政府的支持。清政府遂任命陳昭常為總辦，詹天佑為會辦兼總工程師，本著“國人用款，不賴外人”的精神自建京張鐵路，調集工程技術人員，由詹天佑負責設計施工。
1905年3月測量隊對京張鐵路進行初測，5月由詹天佑帶隊自豐台柳村京奉鐵路的60號橋起進行複測，5月16日至南口，5月31日測至張家口。為避開關溝段的工程險阻和坡道，在複測返程時，繞道勘測懷來、延慶、小張家口，沿熱河北京大道，穿越得勝口過山，經十三陵、黃土梁至北京。此線繞行較遠，且未能降低線路坡度，故又勘察自西直門繞石景山，經三家店，沿永定河在豬河口出山至沙城的線路，雖然線路條件較好，但因工程艱難，工期較長，造價較高，經比較後，於同年8月選定經關溝段的線路方案。
中國自辦京張鐵路的消息傳出之後，外國人諷刺說建造這條鐵路的中國工程師恐怕還未出世。麵對洋人的非議，詹天佑勇敢地擔當起了總工程師的重任。在1905年9月4日，京張鐵路正式開工。
留日學生陳天華蹈海自絕
1905年6月，陳天華與宋教仁等人創辦了《二十世紀之支那》雜誌。7月，孫中山到達日本，主張聯合各革命團體，建立中國同盟會，陳天華旗幟鮮明地表示支持。
8月，中國同盟會成立，陳天華擔任秘書，並被推為會章起草人之一。後來，《二十世紀之支那》改為同盟會的機關報《民報》以後，他又在《民報》上先後發表了不少的文章和政治小說。
同年11月，日本文部省頒布歧視並限製中國留學生的《清國留學生取締規則》，很快，留日學生發動了抵製這個規則的強大運動。12月7日，日本《朝日新聞》撰文稱：“清國學生過於狹義解釋省今，此亦清國人特有之放縱卑劣行為所致，他們的團結力量亦甚為薄弱。”陳天華見報，憤不欲生，遂決心以抗議日本，喚醒同胞。為了激勵人心，陳天華在當日留下了《絕命書》，第二天在日本東京的大森海灣投海自殺，死時年僅30歲。
黃興等友人檢查他的遺物時，發現了這封遺書。12月25日，黃興為《絕命書》作跋，以悼念亡友。
1906
李寶嘉著《官場現形記》出版
李寶嘉著的《官場現形記》，於1903年開始在其所辦的《世界繁華報》上連載，1905年刊畢，共有六十回。作者原擬寫一百二十回，現存於後世的這六十回為前半部，是揭露貪官汙吏的種種醜行；擬寫的後六十回，原意想展示官場上好官的優良品行，但不知什麼原因卻始終沒有問世。同時，由繁華報館先後單行出版，1903年出版初編（第一至十二回，前有茂苑惜秋生歐陽钜源序），次年出版續編（第十三至二十四回）、三編（第二十五至三十六回），1905~1906年，四編（第三十七至四十八回）、五編（第四十九至六十回）相繼出版。
全書由若幹獨立的短篇故事聯綴而成，揭露了當時官場的黑暗腐朽，以及官僚們對廣大人民的迫害和向帝國主義勢力投靠的卑劣行為，表現了作者的改良主義思想傾向，是晚清譴責小說的代表作品。
由於《官場現形記》反映現實、揭露官場上的腐敗之風，所以使得該小說在中國文學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因而被列為“晚清四大譴責小說”之一。
湖北革命黨人成立日知會
日知會，為清末湖北革命團體，1905年2月由劉靜庵、曹亞伯等人發起，1906年2月在湖北武昌正式成立。
日知會因為以利用美國基督教中華聖公會所設的日知會閱報室而得名，會內設幹事、評議兩部，推舉劉靜庵為總幹事，辜天保、李亞東等人為幹事，馮特民、陸費逵等人為評議員。日知會主要在新軍、學生與會黨中宣傳革命思想與開展革命活動。
1906年冬，萍瀏醴起義爆發，孫中山派胡瑛、朱子龍、梁鍾漢赴武漢，準備依靠日知會的力量來響應起義。後來，事情敗露，劉靜庵、胡瑛、朱子龍、梁鍾漢、李亞東、張難先、季雨霖、吳貢三、殷子衡等人被湖廣總督張之洞逮捕下獄，成為當時轟動全國的“丙午日知會謀反案”。
不久，日知會的活動即告終止，會員遂化整為零，組成了其他革命小團體。
《民報》與《新民叢報》展開大論戰
1905年1l月，《民報》創刊伊始，即在創刊號上對保皇派進行激烈的批判。梁啟超則從1906年1月出版的《新民叢報》第73號起連續登載《開明專製論》和《申論種族革命與政治革命之得失》兩篇文章，竭力反對暴力革命，主張先實行“開明專製”，確立君主立憲，反對土地國有，維護私有製度。
革命派針對梁啟超的種種論調，展開了強有力的反擊。4月18日，《民報》第3號以號外形式公布了《〈民報〉與〈新民叢報〉辯駁之綱領》，全麵揭示了革命派與保皇派的原則分歧。
保定設立陸軍軍官學堂
1905年9月，袁世凱為了管理自己手下這支龐大的北洋陸軍，在保定東關利用原朝廷老炮隊的舊營房開辦了北洋陸軍憲兵學堂。學堂總辦為張文元，教育長為王子甄，並聘日本教習梅津正德、藤林富、東元三郎、高橋賓治等人授課。學製一年，員額為50名。
後來，奉陸軍部令將學堂遷往天津，與天津巡警學堂合並。1906年4月，按照朝廷辦學章製，大學堂理應設立於京師。但是，袁世凱為了與朝廷爭奪陸軍大學的辦學權，他先斬後奏，將陸軍軍官學堂開辦在了保定西關。學堂督辦為段祺瑞，監督則是趙理泰。分速成、深造兩科。速成科學製一年，深造科為三年。其教育製度、教材、規製等皆為模仿日本陸軍大學。後來，該堂速成科與陸軍速成學堂合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