會議的中心議題是討論與國民黨合作、建立革命統一戰線的問題。陳獨秀在報告中，著重說明了中國共產黨決定和國民黨建立革命統一戰線的依據和過程。代表們就共產黨員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建立革命統一戰線的問題進行了熱烈的討論。
經過討論，大會接受了共產國際關於中國共產黨同中國國民黨進行合作的指示，通過了《關於國民運動及國民黨問題的議決案》、《中國共產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等文件。這些文件的中心思想是，黨在現階段“應該以國民革命運動為中心工作”，共產黨員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采取黨內合作的形式，同國民黨建立聯合戰線，以完成反帝反封建的國民革命的重要任務。文件還規定了要保持中國共產黨在政治上的獨立性的一些原則。
大會還選舉了陳獨秀、蔡和森、李大釗、譚平山、王荷波、毛澤東、朱少連、項英、羅章龍9人為中央委員，鄧培、張連光、徐梅坤、李漢俊、鄧中夏5人為候補中央委員，由陳獨秀、蔡和森、毛澤東、羅章龍、譚平山（後由於譚調職，改為王荷波）5人組成了中央局，陳獨秀為委員長，毛澤東為秘書，羅章龍擔任會計，負責中央的日常工作。
中共三大所確定的建立國共合作革命統一戰線的策略，促進了第一次國共合作的實現，使共產黨活動的政治舞台迅速得到了擴大，也加速了中國革命的步伐，為波瀾壯闊的第一次大革命作了理論上的準備。
中國援助日本震災
1923年9月1日11時58分，日本關東發生7.9級地震，死亡和失蹤者超過14萬人，負傷者超過20萬人，災民多達340餘萬人。
災難發生後，當時的中國雖然非常落後，但是，北洋政府還是決定對日本進行救助，同時還號召老百姓要忘卻戰爭前嫌，不再抵製日貨，以減輕日本人民的負擔。當時的北平、天津、成都等地成立了救災團體，並在演藝界籌款籌物，景山公園通過賣票的方式來助賑，連中學生也把零用錢捐出，賑濟日災。中國政府還立即派出了救援隊，也成為當時第一個抵達災區的國際援助隊。
在這種情況下，商人、畫家、上海佛教領袖王一亭募捐白米6000擔、麵粉2000餘包以及各種生活急需品，這是來自國外的首批救災物資。其後，王一亭還被日本人稱為“王菩薩”。
我國普陀山和許多寺院還舉行了49天的道場法事，念經念佛，吊祭日本罹難者。當時在杭州鑄造完工的梵鍾，至今還存放在東京都慰靈紀念堂裏。
不過在地震後的混亂中，日本散布“朝鮮人要舉行暴亂”的流言，軍隊、警察和市民殺害了6000名朝鮮人和600多名中國人。
1924
泰戈爾來華
泰戈爾，印度詩人、作家、哲學家和社會活動家，一生創作了50多部詩集，12部中長篇小說，100多篇短篇小說以及大量的哲學和政治的論著，還以《吉檀迦利》這本詩集獲得過諾貝爾文學獎。20世紀初的歐洲和日本都掀起過“泰戈爾熱”。1921年，泰戈爾的作品也開始在中國被廣泛的介紹。
1923年在梁啟超、蔡元培等人主持的講學社的邀請下，泰戈爾作為國際大學的代表訪問中國。
1924年，泰戈爾訪問中國，重新使早就中斷了的中印文化交流活動煥發活力。4月12日泰戈爾到達上海，隨後先後訪問了上海、杭州、南京、濟南、北京、太原、漢口等地，而徐誌摩則一直是這次活動的主持人兼翻譯。泰戈爾發表了一係列的演講，還與梁啟超、胡適、梁漱溟、梅蘭芳等人進行了深入的交流。由於北京的文化中心地位和講學社的邀請，所以泰戈爾在北京停留了很長時間。特別是5月8日，由胡適、梁啟超在北京主持慶祝了泰戈爾的64歲生日，並贈送給他一個中國名字：竺震旦。
他的到來也在中國學界引起了強烈反響，有人滿腔熱誠地歡迎，也有人嚴肅尖刻地批評，一時間中國學界出現了一場激烈而影響深遠的大爭論。但不管怎麼說，泰戈爾的訪華在中印文化交流史上還是占據了極其重要的地位。
黃埔軍校正式開學
辛亥革命失敗以後，孫中山繼續堅持革命的立場，進行了多次鬥爭，努力尋找解救中國的正確道路。但是，他幻想聯合一派軍閥去反對另一派軍閥的做法，總是讓他屢屢失敗。後來，他開始認識到，中國革命之所以遲遲不能成功，其原因就是沒有真正革命的武裝。依靠軍閥的支持來進行革命，是很難成功的。於是，孫中山在苦悶中欣然接受了共產國際代表和中國共產黨人的建議，決心創辦軍官學校，建立革命軍隊。
1924年1月，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國共合作正式建立以後，孫中山便積極籌建陸軍軍官學校，並決定利用黃埔島上原有的廣東陸軍學校和海軍學校的校址，作為軍校校舍。
1924年5月5日，黃埔軍校正式開學。孫中山親自擔任軍校總理，廖仲愷為黨代表，周恩來為政治部主任，蔣介石為校長。黃埔軍校在組織機構上，建立了黨代表製度和政治工作製度。後來，黃埔軍校實行的黨代表製度及政治工作製度，被推行到國共合作組織的國民革命軍的各級部隊中，成為革命軍隊區別於過去一切舊式軍隊的主要標誌。
中國共產黨也對軍校給予了積極的支持和幫助。周恩來、聶榮臻、惲代英、肖楚女、葉劍英等都先後在軍校中擔任各種負責工作。我軍的許多傑出領導人和軍事幹部，如徐向前、羅瑞卿、劉誌丹、陳賡等人，也都曾在黃埔軍校學習過。
第二次直奉戰爭爆發
1922年第一次直奉戰爭奉係失敗以後，張作霖在東北圖謀再起。1924年9月3日，浙江軍閥發生戰爭，張作霖於4日發出響應浙江軍閥盧永祥，責備曹錕、吳佩孚的通電，並向山海關、熱河一帶增兵。奉軍編為6個軍，張作霖自任總司令，並於15日致電曹錕發出挑戰。17日，曹錕發布討伐張作霖令，任命吳佩孚為討逆軍總司令。
此次戰事，直係有25萬兵力，奉係有17萬兵力，雙方均有海、空軍參戰。開戰後，奉軍先後攻占朝陽、建平、赤峰、隆化等地。10月7日，奉軍發動總攻擊，占領九門天險，於九門口、石門寨、三道關等地激戰，雙方傷亡各1萬餘人。
奉軍占領山海關後，17日進長城，長驅直入，至灤州張宗昌部，圍殲榆關一帶的直軍。直軍戰事失利，吳佩孚急調駐守在長辛店、豐台之間的勁旅第三師赴援。10月18日，下令對奉軍發動總攻擊。乘後方空虛之際，馮玉祥於19日突然倒戈，不失時機地從古北口、密雲前線揮師秘密回京，並發動了北京政變，推翻並囚禁了賄選總統曹錕。
11月3日，奉軍進逼天津，吳佩孚率殘部自塘沽出海南下。戰爭以直係失敗告結束。
北京政變
馮玉祥是直軍重要軍事將領，在第一次直奉戰爭中，曾立下過汗馬功勞。因為戰後受到了吳佩孚的排擠，馮玉祥對曹、吳早有不滿，同時受到孫中山代表徐謙的影響，便密約反戈倒置。
9月15日，奉軍趁江浙戰爭相持之機，集結主力，分別向熱河和山海關方麵出動。9月18日，第二次直奉戰爭正式爆發。馮玉祥乘吳佩孚在長城山海關一線與奉軍激戰之時，率部從古北口、密雲前線秘密回師北京，在北京警備副司令孫嶽的配合下，於23日晨占領北京城，囚禁了曹錕，發動北京政變。
當天，馮玉祥、胡景翼、孫嶽聯名通電主和，同時要求曹錕下令停戰，免去吳佩孚所兼各職。吳佩孚主力在前線瓦解，逃往長江一帶。
馮玉祥在北京召開政治軍事會議，決定請皖係軍閥段祺瑞擔任“中華民國臨時政策”執政，電請孫中山入京共商國是。孫中山接受邀請，於11月10日發表《北上宣言》，宣布對內要打倒軍閥，對外要推倒軍閥賴以生存的帝國主義，廢除不平等條約等主張。
末代皇帝溥儀被逐出宮
馮玉祥北京政變後，北京政府修正了對清室的優待條件。1924年11月3日，國民軍將原故宮景山的守衛部隊繳械，調北苑聽候改編，引起清室的極大惶恐，便暗中與外界聯係，以謀對策。鹿鍾麟獲知此事後，便立即向馮玉祥、黃郛報告，並指出：驅逐溥儀，須從速進行，否則遲恐生變。於是，黃郛連夜召開緊急閣議，將優待清室條件加以修改並討論通過，同時籌組清室善後委員會，以處理溥儀出宮後的一切事宜。
修改後的清室優待條件是：
“今大清皇帝欲貫徹五族共和之精神，不願違反民國之各種規章製度仍存於今日，特將清室優待條件修正如下：
一、大清宣統皇帝即日起永遠廢除皇帝尊號，與中華民國國民在法律上享有同等一切權利。
二、自本條件修改後，民國政府每年補助清室家用50萬元，並特支出200萬元開辦北京貧民工廠，盡先收容旗籍貧民。
三、清室按照原優待條件，即日移出禁宮，以後得自由選擇居住，但民國政府仍負保護責任。
四、清室之宗廟陵寢永遠奉祀，由民國酌設衛兵妥為保護。
五、其一切私產歸清室完全享有，民國政府當為特別保護；其一切公產，當歸民國政府所有。”
緊急閣議將清室優待條件修改通過後，即決定由北京警備總司令鹿鍾麟、警察總監張壁，會同社會知名人士李煜瀛前往故宮執行。
5日清晨，大清帝國最後一位皇帝愛新覺羅?溥儀在鹿、李、張的監視保護下，離開了紫禁城，到後海甘水橋舊醇親王府邸居住，成為了一個普通的平民。宮中太監及宮女均任其自由遷出宮外，散於民間。從這一天起，大清皇帝便不複存在了。
1925
中共四大召開
1925年1月11日，中國共產黨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上海召開，出席大會的有陳獨秀、蔡和森、瞿秋白、周恩來、張太雷、陳潭秋、李維漢、李立三、項英、向警予等20人，代表著全國994名黨員。共產國際代表維經斯基也參加了大會。
大會通過了《對於民族革命運動之議決案》等11個議決案，並選出了新的中央執行委員會。新當選的中央執行委員共有9人，分別是陳獨秀、李大釗、蔡和森、張國燾、項英、瞿秋白、彭述之、譚平山、李維漢；候補執行委員有5人，分別是鄧培、王荷波、羅章龍、張太雷、朱錦堂。
在隨後舉行的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一次會議上，陳獨秀當選為中央總書記兼中央組織部主任，彭述之任中央宣傳部主任，張國燾任中央工農部主任，蔡和森、瞿秋白任中央宣傳部委員，由以上5人組成中央局。
黨在四大上第一次明確提出了無產階級在民主革命中的領導權和工農聯盟問題。中共四大的召開，為大革命高潮的到來作了政治上、思想上和組織上的準備。
孫中山先生在京逝世
1925年3月12日上午9時30分，我國偉大的革命先行者、中華民國與中國國民黨的締造者孫中山先生，因患肝癌醫治無效，在北京逝世，終年59歲。
逝世前夕簽署的遺囑，包括《國事遺囑》、《家事遺囑》和《致蘇俄遺書》三個文件。在《國事遺囑》中，他總結了40年的革命經驗，得出結論說：“必須喚起民眾，及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發出了“革命尚未成功，同誌仍須努力”的號召。指出，要按他“所著《建國方略》、《建國大綱》、《三民主義》及《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繼續努力，以求貫徹”。
3月19日，孫中山靈柩移中山公園。3月24日至月底前往致祭者達7萬多人。4月2日出殯，靈柩暫放於西山碧雲寺石塔中。參加送靈到西直門的群眾多達30萬人。
1929年5月26日，孫中山靈柩由碧雲寺移到南京。6月1日，安葬在紫金山。
“五卅”血案發生
1925年1月，中共四大召開以後，群眾運動蓬勃開展起來。2月～4月，上海、青島的日本紗廠工人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先後組織了數萬工人舉行大規模罷工鬥爭，取得了重大勝利，同時也遭到了日本帝國主義和北洋軍閥的鎮壓。
5月14日，上海日本紗廠工人為抗議日本資方無理開除工人再度罷工，日本資本家開槍打死工人共產黨員顧正紅，打傷10餘名工人，激起上海工人、學生和市民的憤怒。同時，在上海的帝國主義者又提出了有損中國主權、打擊中國民族工商業的“四提案”，並決定於6月2日通過，引起了包括民族資產階級在內的上海各階層人士的強烈反對。
5月30日，上海學生兩千餘人在租界內散發傳單，發表演說，抗議日本紗廠資本家鎮壓工人大罷工、打死工人顧正紅，並號召收回租界，被英國巡捕逮捕100餘人。下午，萬餘群眾聚集在英租界南京路老閘巡捕房門首，要求釋放被捕學生，高呼“打倒帝國主義”等口號。英國巡捕竟開槍射擊，當場打死11人，被捕者、受傷者無數，造成了震驚中外的“五卅”慘案。
“五卅”慘案的消息迅速傳遍全國，各大中城市紛紛罷工罷課，聲援上海人民的反帝鬥爭。從而形成了更大規模的“五卅”反帝愛國運動，沉重打擊了帝國主義，大大提高了中國人民的覺悟，揭開了大革命高漲的序幕。
浙奉大戰爆發
1924年11月，第二次直奉戰爭結束以後，奉係軍閥將領張宗昌進入上海。2月3日，任浙江督辦的孫傳芳與奉軍訂立江浙和平公約，約定上海不駐軍。5月，孫傳芳由上海撤兵，但奉軍並不履行公約撤兵。
8月29日，段祺瑞應張作霖之請，任奉係將領楊宇霆為江蘇督辦，薑登選為安徽督辦，津浦全線均為奉係軍閥所控製，激化了浙奉矛盾。孫傳芳決定驅逐張作霖勢力。
10月10日，孫傳芳在杭州秘密召開閩、浙、蘇、皖、贛等各省代表會議，商討反奉行動，同時與馮玉祥的國民軍聯絡，決定先發製人，不宣而戰。15日，孫傳芳以五省聯軍總司令的名義，借口奉軍駐滬破壞和平，通電聲討，向奉軍發起了突然進攻，浙奉戰爭爆發。
孫傳芳以3個師的兵力分兵5路向奉軍進攻，奉軍為保存實力，從上海撤退。19日，南京失守。21日，吳佩孚自稱14省聯軍總司令，宣布“討逆”，浙奉戰爭又成為第三次直奉之戰。23日，孫傳芳的聯軍占領蚌埠後，分3路向徐州進攻。
11月6日，孫傳芳指揮聯軍從東、西、南三麵包圍徐州。張宗昌調奉軍準備決戰。在此期間，馮玉祥指揮國民軍分別向直隸大名和魯西進軍，威脅奉軍後方。張作霖為保存實力，令張宗昌退守山東。7日，奉軍敗退山東。8日，孫傳芳聯軍占領徐州。從此，蘇、鄂、皖、贛、閩5個省為孫傳芳所割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