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著他，什麼也沒說，舉了舉杯，喝了一口。還真是酒。
“叔，太晚了，您回去吧。我得尿個尿去。”他說。
之後有一個月我沒見著他。問店裏的小姑娘，答說劉五洲病了一場，好像還住院了，不知道還回不回來。我想，他那個身板兒，看著就像是有什麼病，估計是回老家養病了。沒想到幾個禮拜之後，他又生龍活虎地出現在店裏了，隻是臉色有點蒼白。
“幹嗎去了你?”我問他。
“咳，病了，沒啥事兒，叔，別擔心!”
“呸，誰擔心你?端麵去。”
打那起，見他的麵就少了，因為我來得晚，而他似乎較少值下午班了。十一月的一天晚上，冷得讓人不敢往後想臘月什麼樣。我裹緊衣服頂風去店裏吃麵，看見劉五洲正在給筷子消毒。消完毒，他把筷子一把一把地往桌上的筷籠裏扔，例不虛發，驚得我站在門口半天沒敢進門。他看見我，咧嘴一笑:“叔，您來了，快進來，冷!”
我在常坐的桌邊坐定，要了碗麵。等我吃完，略微暖和了一些，劉五洲就搬凳子坐在一旁跟我聊天。這天我給他講了很多古人，因為我記性不好，估計有很多講的是錯的，比如我說孔融是晉國人，這也可以說是為了增加親切感和說服力。劉五洲捧一杯熱麵湯聽我講，有時大笑，但大多時候很安靜。末了，他收去碗筷，給我點了根煙。
“叔啊，今天再給您變個新鮮的，好不好?”他說。
好奇之心人皆有之，何況我又不老(這是真的，作者注)，我點點頭。
“您先把賬結了吧。”他神頭鬼腦地說。我一皺眉頭，摸出一張一百的給他。
“您這也太大了，叔，”他接過錢，“我給您破開。”
他把這張大鈔橫著折了又折，成了一根紙卷，比直了藏在左手中指後，右手捏著一捋，接著雙手展開，變成了一張五十的。
“我×!”我爆了粗口，“快給老子變回來!”
劉五洲嘿嘿一笑，如法炮製，再一展開，變成了一張二十的。
我頹然坐倒，靠在靠背上，有氣無力地說:“媽的，你玩兒吧，臭小子。”
於是我看著他把這張錢變成十塊的、五塊的、一塊的，最後揉成了一個小紙團，用手掌一壓，再一打開，居然變成了一個硬幣。接過來一看，還不是人民幣，是遊戲廳幣。
“你小子生了場病，本事可大了，”我歎道，“往零碎了變算什麼本事啊?你給我變回一百的來。”
劉五洲低下頭，亂糟糟的劉海垂下來，遮住了他的眉眼。“我要能那麼變，”他小聲說，“還打什麼賭啊，叔。”
這是我最後一次見他。冬去春來，妻子從廣東出差歸來，我也很少一個人去吃麵了。即便去吃，也不會在那個點兒去;即便在那個點兒去，也沒有人陪我聊天了。因為別的服務員幹活太慢--相對劉五洲而言--所以總是很忙亂，沒什麼時間理我。我一直不知道劉五洲去哪了，更不知道他跟他哥打的什麼賭。
一直到我知道他死了。
初夏，不是五月就是六月的一個周六中午，我忘了是因為什麼，一個人去吃麵。中午吃麵，過程極簡單:點、吃、結賬、走。一般沒工夫聊天。沒想到過來個小胖子，也是十八九歲，穿著麵館的製服，彎下腰小聲說:“叔，您認識劉五洲吧?”
我一橫眉毛，剛想罵人，誰是你叔?怎麼是個半大小子都叫我叔?我有那麼老嗎?忽又一想，除了劉五洲，其實並沒有什麼半大小子叫我叔。
“你說劉五洲?”我放下筷子，“變戲法那個?”
“對對!”小胖子使勁點了點頭，我真擔心他把頭甩出去砸著誰，“他出事啦。”
“出事?出什麼事?”我挑了挑眼眉，“是改名叫劉謙，終於上春晚了嗎?”
“不是，唉!”小胖子急了，用指關節直敲桌子，“他死啦!”
那天晚上，小胖子在隔壁燒烤店門口的大排檔，就著兩瓶啤酒給我講劉五洲的事。
小胖子也是這家麵館的服務員，見是見過一萬多次，但並沒有聊過天。他是劉五洲的同鄉--不僅同鄉，還同村。這應該不假，因為他是我所見的在店裏唯一跟劉五洲聊得比較多的人。他們村的小夥子，大部分都出來到各城市的麵館打工，有出息的當麵點師傅，抻麵削麵，沒出息的端盤子洗碗，反正是跟麵幹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