單單以書名而論，原來愛玲暫定為Flowersofthesea，可當時刊載譯文的雜誌《通俗小說專號》接下去的一篇就是《孽海花》，又是“海”和“花”，書名中兩個字犯重，恐怕會使英語讀者覺得中國小說千篇一律，連書名都變不出花樣。愛玲的好友宋淇先生認為，“海上”即指上海，譯名中應該將兩字點出。有一天他忽然想起：何不用TheBellesofShanghai？例如《亂世佳人》裏的郝思嘉即南國佳人(Southernbelle)。當年十裏洋場中出來外麵走走的女性，以長三堂子的紅倌人居多，就連後來的“花國總統”，地位也不在“名女人”之下。他征求同仁的意見，大家覺得很渾成，可以說響亮而切題。但是寫信給張愛玲，她卻堅決反對。她認為belle隻指良家美女，例如說某某女士是舞會中的一朵花(thebelleofthebull)，而《海上花》中的人物包括上、中、下三類妓女，如果統稱為上海佳人，未免失真。後來宋淇又建議用TheShanghaiSing-SongGirls，索性點明身份，雖然有人認為Sing-SongGirls是洋涇浜英文，不登大雅之堂。結果愛玲複信說這並不是洋涇浜英文，因為上海長三堂子稱小姐為“先生”，外國人因音近似而用，同時出堂差時每人必歌一曲，故有此稱。可是她建議書名改為Sing-SongGirlsofShanghai，讀起來順口，而且暗含著StreetwalkersofLondon(倫敦的馬路天使)之類的說法，這會令許多人歎服愛玲這方麵的學問和對文字的敏感，從此定名。小小一個書名的確立，尚且經過一波三折，全書之成，真不知曾經嘔盡譯者多少心血。
關於人名的翻譯，愛玲也是煞費苦心。某年她試寫一個長篇，其中人名都用韋翟氏拚法，姓是一個音，名是兩個音，中間加連字號。隨後試向出版社接洽，每處都表示沒有興趣，因為連名字都讀不出，怎麼能體會這樣一個愛情故事？外國讀者受不了中國姓名的“三字經”，可是道地中國人又不能隨便“約翰、彼得、瑪麗、安娜”一番，真傷腦筋。所以這次譯《海上花》，她把趙樸齋起名為Simplycity，洪善卿起名為Benevolence，至少容易使英語讀者接受。霍克思譯《紅樓夢》。也把丫鬟名字這樣譯法：平兒是Patience，紫鵑是Nightingale，否則讀者看了拚音之後，名字叫不出來不算，說不定連性別都分辨不出。如果愛玲將趙樸齋譯為ChaoPu-Chai，洪善卿譯為HangShan-Ching等一連串“三字經”，英語讀者恐怕隻好望書興歎了。
《海上花》由愛玲先後譯為國語版和英文版，填補了這方麵多年來的一個空缺。
張愛玲完成的另一項艱苦工作是對《紅樓夢》的考據。愛玲自小就熟讀《紅樓夢》，並且非常喜歡這部中國古典名著。她十二三歲讀石印本，看到“四美釣遊魚”，便覺“突然白色無光，百樣無味起來”。由於深受《紅樓夢》的影響，愛玲14歲時就模仿《紅樓夢》的筆法，寫出了《摩登紅樓夢》。這是一部典型的鴛鴦蝴蝶派小說，是愛玲讀《紅樓夢》、《秋海棠》、《啼笑姻緣》等通俗小說的結晶。小說寫了滿滿的上下兩冊，水準也相當高。當時，她父親張廷重看了大喜過望，還親自為愛玲的這部章回小說擬了回目，共六回：“滄桑變幻寶黛住層樓，雞犬升天賈璉膺景命”；“弭訟端覆雨翻雲，賽時裝嗔鶯叱燕”；“收放心浪子別閨闈，假虔誠請郎參教典”；“萍梗天涯有情成眷屬，淒涼泉路同命作鴛鴦”；“青問浮沉良朋空灑淚，波光駘蕩情侶共嬉春”；“陷阱設康衢嬌娃蹈險，驪歌驚別夢遊子傷懷”。14歲的張愛玲在這部小說中才華盡顯。她充分調遣了這個時代所能消化了的全部中西文化、古今文粹，使其顯示了兩個顯著特點：一是行文運詞唱和如出自“紅樓”一家，神韻極其相似，二是內容情節荒唐而又逼真，將摩登上海灘的今事搬至紅樓人物之中，又絲絲入扣，充分顯示了她的聰慧、幽默、成熟和非凡的才華。愛玲總認為《紅樓夢》的續四十回不及前半部分精彩。她在《紅樓夢未完》中寫道：“有人說過‘三大恨事’是‘一恨鰣魚刺多，二恨海棠無香’，第三件記不得了，也許因為我下意識的覺得應當是‘三恨《紅樓夢》未完’。”早在20世紀60年代末，愛玲就寄了些考據《紅樓夢》的大綱給宋淇看，有些內容看上去很奇特。宋淇戲稱為NightmareintheRedChamber(紅樓夢魘)，隔些時他就會在信上問愛玲：“你的紅樓夢魘做得怎麼樣了？”
張愛玲對《紅樓夢》的研究，曆時10年，1977年，24萬餘字的《紅樓夢魘》由台北皇冠出版社出版。其中包括《紅樓夢未完》、《紅樓夢插曲之一》和初詳至五詳《紅樓夢》，共7篇論文，並自序一篇。她果真采用了《紅樓夢魘》這個書名。這正是很好地表達出了她研究《紅樓夢》時的一種心態：那是一種瘋狂。在書中，她分別論述後40回的形成、高鶚與襲人的本事、全抄本、甲戌本與庚辰本的年份，《紅樓夢》是創作而不是自傳、改寫與遺稿、舊時真本等七個問題。張愛玲是從一個小說家的眼光去重新審視《紅樓夢》的，所以頗多耐人尋味的新見。但《紅樓夢》堪稱是千古奇書，即便花費再大的努力，恐怕也難以了悟其中的奧秘。誠如著名紅學家俞平伯先生早在20世紀20年代就曾經感歎過的：“《紅樓夢》在中國文壇上是一個夢魘，你越研究便越糊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