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張愛玲的“廬山真麵目”實在難以看清，戴文采隻好在愛玲回房後，“用一支長枝菩提枝子把張愛玲的全部紙袋子鉤了出來……”她希望通過研究垃圾來發現愛玲生活中許多鮮為人知的東西：現在不大吃零食了；用許多棉花球和一小張一小張的擦手紙；用一種白色的有羊毛紋而棉質成分比較重的軟紙巾；吃牌的雞派；每天喝TWO-TAN牌鮮奶，吃許多種不同的淡味及無味蔬菜，有些罐頭裝也有些鋁簡裝；喝雀巢SIKLA即溶咖啡和奶精；用兩種牌子的香皂，IVORY和COAST，像香皂隻用乳脂凝香；她用聯合報航空版信皮子打草稿，中國時報信封黃薄脆包書紙，紙毛滲墨，所以她不用……這一係列生活細節的描寫可謂瑣碎。垃圾，因為這是“張愛玲的垃圾”，所以才會被如此的重視。戴小姐還寫道，張愛玲曾經扔掉一隻顯然剛買不久的、美國製的單座電爐。由五環生鐵圈卷成一個漩渦，黑座基白鈕子，大約保險絲燒壞，或者插座線路斷了，她沒有修理的本事則理直氣壯扔了。戴小姐拾回來後，把它用一隻桃紅絞金繩索的盒子盛著，收藏著--真正張愛玲的電爐。
然而，戴小姐自作聰明，把住進張愛玲隔壁公寓的事打電話告訴了住在舊金山的丁女士。這位丁女士又立刻打電話給紐約的S教授。S教授1961年就在他的英文著作中以42頁的篇幅肯定張愛玲的文學地位，一向極獲張愛玲和其他華文作家的敬重。接完電話，S教授又立刻打電話給同住紐約的莊信正先生，因為隻有他知道張愛玲的電話號碼。可是，莊先生深知“張愛玲是不大接電話的，十次電話大概有九次不接”。這一次卻如有靈犀相通，張愛玲立即接了電話。莊先生就在電話中告訴她：“你的隔壁房間住了一位小姐，據說是台北某報委托的……”愛玲對此類事情顯然很反感，立刻就掛掉了電話。
第二天，莊信正不放心，又打電話給愛玲，但是沒人接。接著，他打電話給曾經委托協助張愛玲遷居事宜的好友林式同先生。林先生很有默契地簡潔說道：“沒問題，已經搬好了。”其間僅用一天工夫，可謂神速。
直到幾天後，戴文采才發現張愛玲已經搬走了。可是，她又如何想象得到其中的曲折呢？也許，愛玲的心境，誠如她隨意寫下的一段話中所說的：“這幾年在郊外居無定所，麻煩得不得了，現在好不容易希望能安靜，如再被采訪，就等於‘一個人隻剩下兩個銅板，還給人要了去’。”
戴文采把所寫的關於“張愛玲垃圾”的文章寄往台灣，並且提到報酬的問題：除了稿費要特案辦理，她住在張愛玲隔壁期間的一切押金、租金、電話等費用，亦要另案付酬。結果出乎她的意料，台北兩大報紙都不準備采用戴文采的稿件。不久之後，戴文采把這篇題為《華麗緣--我的鄰居張愛玲》的長文收入了她的作品集《女人啊！女人》。
從此，愛玲越來越過著閉門幽居的生活。她很少接電話，住址是向外人保密的。信都是寄到她租用的信箱裏的。而且，她又常常不去開信箱。姑姑的來信就有未取被退回的情況。據說台灣皇冠出版社出版她的書，常常寄去三校稿久無回音，再去信問，如三校稿不寄回可否付印的航空郵簡複信隻有一個字：“可。”
當時，愛玲已經很少從事創作了，她幾乎是拋開了創作的五彩文筆，完全埋首在中國的故紙堆中。每當她的指尖觸到那些泛黃的書頁，莫名其妙的，她會有一種心痛的感覺。恍恍惚惚間，故國神遊。她覺得自己觸摸到的是遙遠中國一脈汩汩流動的溫熱血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