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沒有一係列特殊的社會曆史原因，從《九歌》到戲劇，路途不會很長了。
希臘悲劇產生之前的祭祀禮儀，其所包含的戲劇美的色素，並不比《九歌》多到哪裏去。
但是，在中國，這種祭祀禮儀沒有向著美的領域，藝術的領域邁出太大的轉化步伐。巫風長時間地固守著地盤，構成了一種強硬的生活形態
。
屈原所記述的祭河伯的禮儀多麼美，多麼富於藝術氣息！但並不處處皆然，時時皆然。《史記》中有一篇文章記述了戰國期間魏文侯時鄴地祭祀河神的禮儀，那實在是森然可怖，談不上什麼美了。屈原記述的河伯確是風流多情的，鄴地的祭祀禮儀卻真的要為他“娶婦”了，於是造成了連年不斷的人間悲劇：
當其時，巫行視小家女好者，雲是當為河伯婦。即聘取，洗沐之，為治新繒綺縠衣，閑居齋戒。為治齋宮河上，張緹絳惟，女居其中。為具牛酒飯食。行十餘日，共粉飾之，如嫁女床席，令女居其上，浮之河中。始浮，行數十裏乃沒。其人家有好女者，恐大巫祝為河伯取之，以故多持女遠逃亡。以故城中益空無人，又困貧，所從來久遠矣。民人俗語曰，即不為河伯娶婦，水來漂沒，溺其人民雲。
禮儀是那樣的完整、認真，但結果是把許多美麗的少女淹沒在河底，使無數人民流離失所，陷於困頓。可見，祭祀禮儀既可灌注進人民的生活情感，從而逐漸增益反映生活的功能，也可侵淩人民生活，利用祭祀本身所包含的迷信成分虐殺人民。
鄴地為河伯娶婦的祭祀禮儀，當然也包含著不少裝扮擬態的成分，巫女們不僅自己需要裝扮，而且還要被選定的少女打扮、齋戒，進入假定的河伯行宮——布置在考究的一條船上，還要煞有介事地舉行婚嫁儀程。從這件事以後的發展情況來看，當時不少人對巫術和河伯的信賴是極其有限的，但他們還要裝模作樣地操辦這一切。不能不說其中也包含著一些戲劇性的手段，但這種手段要達到的目的，卻與藝術的目的完全背道而馳。即使是禮儀化的歌舞表演，也是古人與生疏的自然力達成幻想中的親和關係的一種途經，是人們向嚴峻冷漠的客觀外界討取自由的門戶；河伯娶婦的祭祀禮儀，卻加劇了人類與自然力（“河伯”所代表的水力）的對立和抵觸，侵害了人類的自由。這種禮儀，強化了原始巫術禮儀的野蠻部分，與從禮儀通向藝術的途徑南轅北轍。
如所周知，河伯娶婦的祭祀慣例，終於被鄴令西門豹阻止了。聰明的西門豹沿用巫婆們的迷信借口整治她們，他說，我們的姑娘不標致，不配做河伯娘娘，請巫婆下河一趟去通知河伯，改天換個標致的去。他把巫婆沉河後，又借口有去無回，連推三個巫門女弟子下水，最後又故意推斷婦道人家辦事不力，把在旁操辦此事的三個鄉官推下了水。西門豹深知巫婆們害人的謊言，因此他對謊言的暫借，實際上是在執行一種人世間的判決。他用合乎世間人情的裁處標準，達到了合乎世間人情的目的。明智的他，隻能如此。在很長時間內，我國所留存的巫術祭祀禮儀太生活化、太社會化、甚至太政治化了，因此人們也隻能以十分現實的手段去對付，不管是弘揚還是抑製。西門豹隻是取締、戰勝而沒有改造
祭祀河伯的巫術禮儀。
有一位影響比西門豹大得多的人在此之前已經對巫術禮儀進行了改造，他就是孔子。
孔子並不仗仰神的力量，也不是喜歡裝神弄鬼之徒。對於象河伯娶婦這樣殘酷、野蠻的祭祀禮儀，更與他以“仁”為核心的思想相抵牾。但是，他不僅不取締禮儀，而且還主張在改造的基礎上大大弘揚禮儀。孔子的禮儀觀，並不有意加劇人們與客觀世界的對立，因此也就很自然地包蘊著不少藝術精神；但他的禮儀，又以現實的倫理政治生活為落腳點，具有著顯豁的政治目的和倫理目的，因此他的藝術精神又是有著嚴格的框範和限度的，是散見處處、較難凝聚的。
戲劇美在巫術禮儀中滋長，在希臘急速地蛻脫成戲劇；在中國，則遇到了一個十分重視禮儀的政治家和思想家，這對它的聚合和凝結究竟是助力還是阻力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