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先來看一看元雜劇的第一主調：傾吐整體性的鬱悶和憤怒。
我們準備圍繞著這一主調理清這樣一個係列：
一，元雜劇所體現的鬱悶和憤怒的整體性；
二，足以提挈這種整體性的典型化形象構體；
三，元雜劇藝術家傾吐鬱憤的幾種方式；
四，這幾種方式所構成的有機組合體。
這個係列，因以豐富、繁茂的元雜劇為血肉，難免是比較龐碩冗長的。本節先作提要性的描畫，其中較重要的有關內容，後文再作專節論述。
鬱悶和憤怒，本是各種藝術樣式創作的一個重要契機，在中國以往的文藝史上所在多有，不足為奇；但是，元雜劇中流露的鬱悶和憤怒，卻特別弘闊深廣，它們已不僅僅是針對個人遭遇的一種爆發，也不僅僅是對於幾個具體事件的一種不滿，而是帶有一種無可彌補的整體性和深刻性。過去許多詩人抒寫過的對戰爭的憎惡，對一場政治事件的牽累的抱怨，對懷才不遇的牢騷，甚至對當世朝廷的遺憾，在元代，都顯得狹小了。元雜劇作家環顧四周，處處黑暗，能夠承應他們的鬱悶和憤怒的，隻有整個蒼穹，茫茫大地，而不是一府一鄉，一角一隅了。《竇娥冤》中人們最愛引用的幾句唱詞，正是形象地概括了這種鬱悶和憤怒的整體性和深刻性：
天地也，隻合把清濁分辨，可怎生糊突了盜蹠顏淵。為善的受貧窮更命短，造惡的享富貴又壽延。天地也，做得個怕硬欺軟，卻原來也這般順水推船！地也，你不分好歹何為地？天也，你錯勘賢愚枉做天！
這是竇娥的，也是關漢卿的呼喊。請看，關漢卿們的主觀願望與客觀世界有著多大的抵牾，造成了多大的分裂！在這裏，我們能摸到元雜劇的命脈。屈原也曾問天問地，《天問》一篇，一連提出一百七十多個問題，探詢天地世界的種種奧秘，問題所及，主要是自然現象的根源，神話傳說的曆史人物的底蘊，而不是對天地發出詛咒般的詰難。這就體現了萬事萬物混沌初開的戰國時代的一種主、客觀審美關係，蒼茫、迷蒙、神秘；蔡琰也曾責問天地鬼神，《胡笳十八拍》中有這樣的句子：
為天有眼兮何不見我獨漂流？
為神有靈兮何事處我天南海北頭？
我不負天兮天何配我殊匹？
我不負神兮神何殛我越荒州？
這裏已有了強硬的抱怨以至詛咒，但擺開來的畢竟隻是客觀世界與一個個人過不去的逆拗情勢，主、客觀的衝突是尖銳的，卻又是比較單純的。天地鬼神肆虐地欺侮著一個可憐的女子，從中體現出來的美學格調是哀怨、憤懣、太息。關漢卿與他們都不同，他既不是象屈原那樣帶著先民的天真，也不是象蔡琰那樣隻是帶著個人的不幸，而是代表著一種浩然正氣，詰問、責斥顛倒了全盤是非善惡的天地鬼神，因此，主、客觀兩方麵都顯得非常強悍，兩者的衝撞也就更加猛烈。
關漢卿所說的“天”和“地”，也許是暗指朝廷和官府吧？但又不完全如此。在關漢卿們的眼裏，十三世紀的中國大地，似乎一切都是顛倒了的：當朝的壞人當然首先起了壞作用，但還有許多不當朝的壞人。在這樣的世界裏，一個於世無爭的、卑躬自守的人，也會無緣無故地落入災難的羅網。關漢卿他們還沒有那麼明確，把仇視的目光全都集中到政權之上。他們隻是痛恨包括官府在內的昏天黑地。因此，他們所說的“天”和“地”，我們不宜注釋成更具體、更局部的概念。
《竇娥冤》一劇，可以說明這種整體性，竇娥這個女子，沒有世仇，沒有宿怨，沒有具體的對頭，她也根本不想對任何人造成一丁點兒的損害，但是，似乎整個社會都變成了她的陷阱。請看，當她還是那麼幼小的時候，一個小小的高利貸者蔡婆婆就逼她成了童養媳，她失去了母親，離別了父親，又失去了丈夫。婆婆並不好；但一個更壞的賽盧醫卻想勒死她的婆婆；救她婆婆的張驢兒父子又更壞一層，竟想霸占她婆媳二人；婆婆屈服了，剩下竇娥一人抵禦，張家父子便想誣賴竇娥殺人；審理案件的太守正恰又是一個昏官，嚴刑拷打，竟把竇娥送上了斷頭台……這麼多的壞人，這麼多的險惡，都淤集在竇娥周圍，你讓竇娥詛咒誰呢？她隻能詛咒天地！
把竇娥分析成一個層層設置戰鬥目標的烈性女子，恐怕是“拔高”了。關漢卿故意讓這麼一個沒有具體對頭的弱女子來感受無法逃避的整體性黑暗，從而出色地傾吐出了自己的整體性鬱悶和憤怒。
正因為一切都帶有這麼多的整體性，所以關漢卿不得不用篇幅長、曲折多的雜劇藝術來表現；正因為一切都帶有這麼多的整體性，所以除關漢卿之外又出現了這麼多的雜劇作家，合力造成一個雜劇藝術係統，來與這些整體性相對應。
無邊的黑暗，最集中地體現在一種人物的身上。我們不妨這樣概括這種人物：有權勢的無賴
。這種人物，未必是黑暗社會的決策者，卻分明是社會黑暗的最典型的顯現。戰火連年，苛政酷吏，當然也會帶來災難和黑暗，但其中可能還有是非之別，還會激發起、或伴隨著一些凜然大義；隻有當無賴處處橫行，流氓時時逞威的時候，這個社會就黑暗到不能再黑暗了。誌士仁人可以在沙場戰死，可以因忠諫身亡，而當他們一旦被無賴所糾纏，那便是再氣悶不過的了。平民百姓可以避開上層政治生活，可以與宦海沉浮無涉，但他們怎麼躲得開街頭巷尾時時可以遇到的聲色犬馬之徒、混世作惡之輩？無賴們這種重大的社會典型性，使他們成了元雜劇裏經常出入的人物。一群無賴，凝聚了元劇藝術家們對整個社會的滿腔鬱憤。
仍以《竇娥冤》為例，幾個壞人都帶有明顯的無賴氣息。張家父子是最典型的無賴，從一開始依仗著“救命之恩”要以一對父子娶一對婆媳，便是徹頭徹尾的無賴念頭。全劇的災難，主要是由他們造成的。賽盧醫的無賴氣，從他的“上場詩”中就可聞到了：“行醫有斟酌，下藥依本草，死的醫不活，活的醫死了”；“小子太醫出身，也不知道醫死多人，何嚐怕人告發，關了一日店門！”最可注意的還是那個審案太守的無賴氣息。他的自白是：“我做官人勝別人，告狀來的要金銀，若是上司當刷卷，在家推病不出門”。既不僅僅是糊塗官，也不僅僅是個貪贓枉法之吏，簡直就是一個穿著官服的張驢兒、賽盧醫！這些壞人都想殺人或已經殺了人，但都沒有一點象樣的目的性，一切都在荒謬絕倫中進行。這樣，關漢卿在這裏表現的，已不是某種人的險惡或某條法令的不合理，而是整個客觀環境的荒誕
。這就是無賴氣息的特殊功用了。
元雜劇中無賴群像的名單，可以開出一大串。最標準的無賴，大概莫過於那個魯齋郎了。請看他的一大段自白：
花花太歲為第一，浪子喪門再沒雙；街市小民聞吾怕，則我是權豪勢要魯齋郎。小官魯齋郎是也。隨朝數載，謝聖恩可憐，除授今職。小官嫌官小不做，嫌馬瘦不騎，但行處引的是花腿閑漢、彈弓粘竿、賊兒小鷂，每日價飛鷹走犬，街市閑行。但見人家好的玩器，怎麼他倒有我倒無，我則借三日玩看了，第四日便還他，也不壞了他的；人家有那駿馬雕鞍，我使人牽來則騎三日，第四日便還他，也不壞了他的：我是個本分的人。
完全是一派地地道道的潑皮無賴聲腔。他的振振有詞，正體現了一種流行一時而又極端荒唐的社會邏輯。值得玩味的是，魯齋郎所欺壓的人之一，鄭州六案都孔目張圭，本也是一個炙手可熱的官僚，他老婆說他：“誰人不讓你一分？”他自己開口閉口便是：“你敢是不知我的名兒！”但是，就這麼一個惡吏，卻受到了比他更有權勢的魯齋郎的淩辱，而淩辱的手段又是十足的無賴式的：魯齋郎要張圭把老婆立即獻給他，再把自己玩膩了的一個民女強嫁給張圭，還謊說這是他的妹子，拿來與張圭換個老婆！惡吏遇上了這麼一個有權勢的無賴，立即成了妻離子散的悲劇角色。可見，在《魯齋郎》所反映的時代，無賴氣、潑皮相甚至超越了其他罪惡，成了製服一切的幽靈。
《蝴蝶夢》中的葛彪，又是一個無賴。他的自白是：
有權有勢盡著使，見官見府沒廉恥，若與小民共一般，何不隨他帶帽子。自家葛彪是也。我是個權豪勢要之家，打死人不償命，時常的則是坐牢。今日無甚事，長街市上閑耍去咱。
他拍馬穿行鬧市，撞了一個老漢，卻說老漢“衝”了他的馬頭，舉手便打，直到把老漢打死。打死了人，他仍是一副潑皮相：
這老子詐死賴我，我也不怕，隻當房簷上揭片瓦相似，隨你那裏告來！
這口氣，我們在雜劇《陳州糶米》中另一個有權勢的無賴口裏也聽到過。這出不知作者其名的雜劇塑造了一個叫做劉衙內的形象，他的自白也是這樣：
花花太歲為第一，浪子喪門世無對；聞著名兒腦也疼，則我是有權有勢劉衙內。小官劉衙內是也。我是那權豪勢要之家，累代簪纓之子，打死人不要償命，如同房簷上揭一個瓦。
他竟向朝廷推薦自己的兒子，小衙內劉得中到遭遇災荒的陳州去放糧。劉得中又是何等樣人呢？我們再聽：
俺是劉衙內的孩兒，叫做劉得中；這個是我妹夫楊金吾。俺兩個全仗俺父親的虎威，拿粗挾細，揣歪捏怪，幫閑鑽懶，放刁撒潑，那一個不知我的名兒！見了人家的好玩器，好古董，不論金銀寶貝，但是值錢的，我和俺父親的性兒一般，就白拿白要，白搶白奪。若不與我嗬，就賜就打就撏毛，一交別番倒，剁上幾腳。揀著好東西揣著就跑，隨他在那衙門內興詞告狀，我若怕他，我就是癩蛤蟆養的。
還有比這更無賴、更潑皮的麼？
不必再引了。我們或許會記得，《望江亭》中的楊衙內，與劉衙內的自白幾乎如出一轍；《救風塵》中那個同知之子周舍則又是一個小衙內，他的人生哲學是：“酒肉場中三十載，花星整照二十年，一生不識柴米價，隻少花錢共酒錢”；而《生金閣》裏的龐衙內，幾乎又把魯齋郎、葛彪、劉衙內等人的劣跡集中起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