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三 元劇第二主調(1 / 3)

元雜劇的第二主調是:謳歌非正統的美好追求。

第一主調是破,第二主調是立。

美麵對著現實,又指向著未來。美出現在由現實通向未來的橋梁上。因而,對一個完整的審美係統來說,不可能隻有揭露、鞭笞,控訴、譏刺、歎息,而必須還會有憧憬、遐想、張揚、扶持、歡笑。

元雜劇以前者為主,也不缺少後者。除了青銅和黑鐵的所在,它還有玫瑰和鶯燕的苑囿。

在元雜劇之中,古代的壯士,當今的清官,都是正麵形象,都是藝術家衷心歌頌的人物;但是,這些典型形象,還不足以充分地表現藝術家們的正麵理想。這些形象,往往擔負著過於具體的事功和使命,是割除罪惡勢力的刀戈劍戟,而不是那種沉澱著社會理想和人生理想、整體麵向未來的豐碑。

之所以出現這種區別,是與大多數元雜劇藝術家的身分、地位分不開的。他們不便通過那些離自己很遠的形象來表達自己的理想。他們中有不少人是擔負一點官職的,但官職很小,正如明人胡侍在《真珠船》中所說:

蓋當時台省元臣,郡邑正官,及雄要之域,中州人多不得為之。每沉抑下僚,誌不得伸,如關漢卿乃太醫院尹、馬致遠省行務官、宮大用釣台山長、鄭德輝杭州路吏、張小山首領官,其他屈在簿書,老於布素者,尚多有之。於是以其有用之才,而一寓之於歌聲之末,以抒其拂鬱感慨之懷,所謂不得其平而鳴者也。

這就說明,作為“沉抑下僚”的劇作家,可以欽佩和企盼清官,可以頌揚朝廷的上層義士,卻很少有上層政治生活的切實體驗。他們或許也審過案子,但低微的地位不允許他們去推翻或重新審理那些影響重大的案件。因此,他們很難在這些自己並不太熟悉的上層官員身上來觀照自我。更重要的是,由於身分、地位的不同,元雜劇家即使對於自己所肯定的上層官員,也常常保持著明顯的距離,保留著批評、諷刺的自由。在一係列根本的觀念上,他們與戲中正麵的上層官員有著很大的不同。不少雜劇描寫清官對於朝廷的忠誠,對於道學禮義的盲目篤信,對於法律標準的寬嚴失當,往往夾帶著一些批評、譏刺的筆調。對於朝廷高官的喜怒哀樂,藝術家們的表現往往也總是比較客觀,比較冷靜。在古今中外的戲劇史上,一切被肯定的劇中人的感情形態,未必就是劇作家本人的感情,隻不過劇作家對這些人的基本感情作了正麵的審美評價罷了。隻有少數劇中人的感情形態與劇作家本人有較密切的重疊,但是即便如此,也是可分彼此的。把劇中的正麵人物全都看成是戲劇家主觀內心的呈示,是一種簡單化的看法。

那麼,元雜劇中能夠比較充分地反映藝術家自身的正麵理想的,是何等樣人呢?不同的劇作家各有側重,但就其中的佼佼者言之,主要是那些為爭取自由而進行鬥爭的男女青年,尤其是女青年,包括社會地位低微的女青年。

這是一支自覺的叛逆者的隊伍。他們的內心,有一種非正統的追求。他們的戲劇行動,往往就是以這種追求為出發點的。他們之中不少人,如果不作這種新奇的追求,本可過一種安適優閑的生活,但他們不甘心於此,毅然決然地亮出了心中的標幟,於是便投入了衝突的風波。這種情景,與竇娥這樣以比較被動的狀態遭受客觀外界的侵淩很不相同。如果說,竇娥的形象著重彙集了客觀外界的險惡,那麼,這些男女青年的形象則著重體現了主觀世界的憧憬。《西廂記》裏的崔鶯鶯和張生,《拜月亭》裏的王瑞蘭和蔣世隆,《牆頭馬上》中的李千金和裴少俊,《倩女離魂》中的張倩女和王文舉,如果放棄對婚姻自由的追求,他們大多會過得很平穩,很富足,但他們一定要朝著自己的理想追求下去,鍥而不舍,百折不撓,於是就唱出了一支支動人的自由之歌、理想之歌。他們也遇到了客觀世界的阻止和威壓,但那是他們自己亮出標幟以後的事情,全部行動的發軔者,是他們自己,是他們的理想;而竇娥則相反,各種事端的發軔者都是外界的惡勢力,她的美好的內心是在惡勢力的逼迫下才擠壓出來、呈現出來的。

這兩類作品的差異,可以使我們聯想到後代的小說《水滸傳》和《紅樓夢》。《水滸傳》中的許多英雄都是被客觀世界的惡勢力摧殘、蹂躪得無路可走,才“逼上梁山”的;《紅樓夢》中的男女主角卻不是如此,他們是在有許多黃金鋪就的路途可走的情況下,自己選擇一條布滿荊棘的自由之路的。因此,《紅樓夢》比《水滸傳》更具有理想色素,可惜這種理想未能在作品本身內實現,成了一個悲劇。

元雜劇中一首首歌頌自由和愛情的戲劇之歌,還沒有象《紅樓夢》一樣染上封建末世的悲哀色調。元雜劇藝術家對客觀世界中的惡勢力怒目相向,但對於以愛情為中心的自由追求卻還充滿了希望。在元代,廣大人民對整個封建正統天地的失望之火雖已騰天而起,但還沒有象曹雪芹的時代那樣令人絕望。元雜劇藝術家把背脊朝向封建正統觀念和正統文化,熱情地歌頌非正統的自由鬥士,希望他們成功,祈祝他們圓滿,因而把一個個大團圓的結尾贈送給他們。不要嘲笑元代藝術家們淺薄。以藝術形象雄辯地宣布大團圓已麵臨著無可挽回的曆史性破敗的曹雪芹,不會產生於元代,而到了曹雪芹的時代還在炮製的大團圓,則多數是真正淺薄的了。元代的藝術家在愛情的問題上,還是抱著基本樂觀的態度。

如果說,眾多的元雜劇批斥黑暗現實的淩厲呼喊可以由竇娥詛天咒地那一段話來代表,那末,它們歌頌美好追求的執著呼喚則可以由《西廂記》中的一句名言來概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