願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屬！
這一句普普通通的話語，出現在封建正統領域是大逆不道的，出現在元代的瓦舍勾欄中是勇敢而新奇的，出現在明代將會有一些思想深邃的藝術家把它張揚、引伸得更加瑰麗和奇峭，內中已可聽出不少坎坷的音調，而出現在清代則必然包裹著層層淒迷的淚花了。
這一理想，和人世間一切美好的理想一樣，有著足夠的廣泛性和深刻性。所謂廣泛性，是指它企圖囊括“天下
”，具有“都
成了眷屬”的全盤包容氣魄；所謂深刻性，是指它以“情
”為皈依，使婚姻方式包含著深層道德內核，從而與人類曆史上最先進的婚姻理想接通了關係。因此，這一理想宣言出現在元代，對封建禮教具有從根本上挑戰的意義。元雜劇的男女主人公們為之而奮鬥，為之而苦惱，也就都帶有一定程度的叛逆性質。
與這理想宣言相呼應，一些近似的心願我們可以在元雜劇中不斷看到。《牆頭馬上》中唱道：
願普天下姻眷皆完聚。
《拜月亭》也表達了這樣的意願：
願天下心廝愛的夫婦永無分離。
在昏天黑地的元代，為什麼有關婚姻自由、幸福的理想能成為藝術家尋求新的精神力量的突破口呢？其基本原因在於，這是一個世俗的、然而又是重大的社會問題，是大多數元雜劇藝術家自身思想感情的比較合適的載體。他們可以寫一手出色的宮廷戲、公案戲、綠林戲，但要傾注自己切實的思想感情，總要選擇自己可以平視
的題材內容，那就莫過於這些落魄文人深深體察過的婚姻、戀愛題材了。這個題材，在廣大市民觀眾中也有切實的感染力和鼓動力。婚姻、戀愛問題，乍一看沒有上層政治、民族征戰、司法審理、起義征剿等類的事件那樣驚心動魄，但仔細考察社會深層即可發現，真正接通千家萬戶的倒是這個問題。一切重大的社會政治事件，隻要確實具有深刻性，最後總要體現在人的命運之上，體現在人與人的感情關係之上。元雜劇中的婚姻、戀愛題材，不僅在量上，而且在質上，都具有巨大而深厚的社會包容力。誰要是能接受崔鶯鶯、紅娘、李千金她們的婚姻觀念，他在社會改革的思想路途
上不僅要比許多清官走得遠，而且也許還會對宋江和李逵有所超越。這正如《紅樓夢》會在思想路途
上超越不少金戈鐵馬之作一般。賈寶玉、林黛玉的思想和理想，對於整個封建大廈的破壞力，對於一切青年叛逆者的號召力，在廣度和深度上未見得小於一座義軍的山寨。許多在公堂和戰場上剛直秉正、俠義熱腸的血性男子，固然值得塑造，值得仰視，但他們在內在思想情感的性質上，往往還接受不了封建時代的青年男女為了人生自由而實行的一次私奔。
有的戲，把一種簡明的正義付之於一個宏大的政治行動；有的戲，則以一種柔婉而堅毅的個人行動，挑起了一副包含著開拓性因素的思想重擔。元雜劇中的許多婚姻、戀愛題材的作品，屬於後者。郭沫若認為，《西廂記》是洋溢著偉大反抗精神的元代文學中最完美、最絕世的作品，也就是從這種舉重若輕的意義上說的。是的，殺死一個惡人，這種反抗帶有即時性和具體性，而許多優秀的婚姻、戀愛題材的劇作，則往往充滿著全盤性的反抗精神。
元雜劇藝術家通過婚姻、戀愛題材來尋求新的精神力量、歌頌新的美好追求的時候，尤其倚重青年女子。一般說來，在這類題材的男女主人公之間，女主人公的形象大多更完整、更豐滿、更值得人同情。這主要是因為，在中國式的封建社會裏，在婚姻、戀愛問題上，婦女所受的束縛更多，所遭的災難更重，要起而反抗，會遭到的困難也更大。有鑒於此，婦女的追求和奮鬥，就必然是一種特殊強度
的追求和奮鬥，更能顯現出內在精神的重量。在同樣的反抗性行為中，青年男子可能會遭到斥逐，遇到困厄，一次次地被女方父母趕到功名場中強提自己的身價，但青年女子要付出的代價遠勝於此，她們幾乎是把自己的全部人生都拚上了。因此，青年女子的美好追求，也便更具有令人激動的審美價值。
特別令人注目的是，在元雜劇藝術家的筆下，一批地位卑賤的青年女子以格外響亮的呼喊投入了這種新追求，成了藝術家所尋求的新的精神力量的重要支柱。紅娘，正是她們的代表。紅娘本人，並不是戀愛事件的當事者，但她以鮮明的旗幟，以無私的勇敢，以公子小姐隊伍中很難見到的幹練和潑辣，參與了這場並不輕鬆的戰鬥。正因為她不是當事者而擔當其事，她對婚姻、戀愛的觀念才更顯得純淨和理想化。她在不夾雜個人需求的前提下，冒險成就他人的好事，使得她在實現“願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屬”的宗旨上比當事者崔鶯鶯和張生更透徹、更完滿。在王實甫筆下，崔、張的婚事，離開了紅娘的幫助幾乎是無法成全的，而紅娘的特殊力量，多半正是她作為丫環這種“卑賤者”的身分所給予的。即使不把王實甫的思想抬得太高，我們也有把握斷言，他已在這種不僅思想非正統，而且身分也非正統的“卑賤者”身上，看到了特別耀眼的思想閃光，並願意把自己的思想感情與之揉合，作為自己的一種“替身”。除了紅娘這樣的丫環外，元雜劇藝術家甚至在社會地位更低的妓女身上，也找到了足以傲視黑暗世道的精神力量。趙盼兒、李亞仙、杜蕊娘等妓女形象，便以自己崇高的所作所為，展示出她們內心中對正常、合理、美好、自由的婚姻、戀愛生活的向往，盡管她們曾長期陷身於這一切都被顛倒、扭曲、糟踏的所在。元雜劇藝術家對她們有著密切的交往和深切的了解，共同的演劇生活又使劇作家們與一些有藝術技能、演出實踐的藝妓成了莫逆之交。這樣，不少雜劇作家發現，這些妓女有好多實際上是卑賤的社會地位與高尚的思想感情的奇妙組合體，比之於那些有著顯赫的社會地位而沒有起碼的道德觀念的人，特別是那些有權勢的無賴，形成了一個極其鮮明的對照。藝術家把這兩種人組織到一出戲裏邊，讓前者擔負“立”的使命，讓後者成為“破”的對象，光明與黑暗相搏，金子與泥沙相映，愛憎褒揚，痛快淋漓。這樣的戲，某種意義上已成為元雜劇整個審美係統的縮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