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看人情，就大不一樣了。關漢卿在其中堆壘了多麼厚實的內容！他先寫出葛彪的蠻橫無理，讓觀眾恨之欲其死；然後再寫王家兄弟前去交涉命案時葛彪有恃無恐的霸道嘴臉，當王大兄弟問他“是你打死俺父親來”？他的回答竟是“就是我來，我不怕你！”這就為王家兄弟打死他鋪墊了情感上的理由，觀眾甚至認為隻有狠狠懲處他，才合乎人情。接著，關漢卿寫下了令人動容的三兄弟和母親爭擔死罪的場麵：
包拯 三個人必有一個為首的，是誰先打死人來？
王大 也不幹母親事，也不幹兩個兄弟事，是小的打死人來。
王二 爺爺，也不幹母親事，也不幹哥哥、兄弟事，是小的打死人來。
王三 爺爺，也不幹母親事，也不幹兩個哥哥事，是他肚兒疼死的，也不幹我事。
王母 並不幹三個孩兒事，當時是皇親葛彪先打死妾身夫主，妾身疼忍不過，一時乘忿爭鬥，將他打死。妾的是妾身來！
包拯 胡說！你也招承，我也招承，想是串定的。必須要一人抵命。張千，與我著實打者！
與這個場麵相銜接，出現了王母犧牲親生兒子、求救非親生兒子的戲，幾把人情的展現，推向高潮。不斷地吆喝著“打、打”的包拯，也終於怦然心動，他得出結論：
這件事，老夫見為母者大賢，為子者至孝。
一個法律的執行者，終於成了人情的接納者、理解者。他的可愛，全在這裏。反正法網本來就是淩亂不堪的，包拯於是就上下其手，縱橫捭闔，讓階下囚一躍而成為座上客，法律終於被人情拉扯得更不成個樣子了。甚至可以說，在這個戲的末尾，法律已成了人情的仆役。
當然，在這出戲中，關漢卿無論在確定人情的具體內容，還是在調和人情和法律的關係的時候，都明確地受到封建倫理觀念的限製。開頭“楔子”中，他把這個本來頗為美滿的家庭的主調，定在“文章立身、一舉成名”之上，而全劇最後，又以“一家門望闕霑恩”作結。劇情中間，也時有一些封建禮教的蛛絲馬跡。這說明，關漢卿在處置人情與法製的關係時，還是以基本承認正統的封建思想政治背景為前提的；但是，這種開頭和結尾，都顯得比較生硬、勉強，影響了藝術的有機整體性，看得出來，這些處所不是關漢卿的真實情意所在。關漢卿意在正常而健康的人情。這個傳統，關漢卿之後將傳之廣遠。
二、《灰闌記》
這是一出從另一個角度涉及法律與人情的關係的雜劇。作者是山西絳州人李潛夫。故事梗概如下：
妓女張海棠，嫁給了土財主馬員外，生下一個兒子。馬員外的大老婆產生妒意，與她的情夫趙令史密謀，要加害張海棠。
一天，張海棠的哥哥張林在窮落潦倒之中來向妹妹討一點外出的盤纏，張海棠就給了他一些衣服和首飾。馬家大老婆借此到馬員外處誣告張海棠，說他把衣物私贈了奸夫。馬員外一聽氣急致病，大老婆命張海棠為馬員外端湯，並趁機在湯水中加了毒藥，害死了馬員外。為了爭奪馬員外家的遺產，大老婆竟說馬家唯一的兒子是她生的。為此，她還出錢買通鄉鄰作偽證。張海棠當然舍不得自己親生的年幼兒子，兩個女人就爭吵到衙門裏。
沒想到，大老婆的情夫趙令史就在衙門裏做事。太守本是個糊塗官，竟把案件推給趙令史辦理。趙令史如何處置，可想而知，可憐的張海棠被釘上九斤半重的大枷，押解到開封府去定罪。
開封府的包拯看過案卷，本已發現不少疑點；而張海棠的哥哥張林這時又正恰在開封府當差，從旁幫助申訴。於是，包拯就采用了一個聰明的審案辦法：他叫差人在公堂階下用石灰畫一個闌，把那個被爭奪的年幼的孩子放在中間，令兩個婦女拽拉，聲稱誰把孩子拉出來，誰就是孩子的身生母親。大老婆當然狠命拉拽，而張海棠生怕扭折孩子的手臂，死也不肯用力。這樣，孩子是被大老婆拉出了闌外，但包公也看清了張海棠才是真正的母親。從一事的真假，可以判別全盤真假，包公由此推斷，終於把全部案情搞清楚了，並作出了公正的判決。
無疑，這出戲的藝術關鍵，在於公堂上的灰闌之計。這一設計，不能僅僅看作是一種“巧思”，而是劇作家把充分的人情考驗
引入執法場所的一種傑出安排。正是這一安排，使得張海棠這個被人賤視的囚犯痛痛快快地傾吐了一次親子之愛。請看，包公兩次讓兩個女人拉拽孩子，張海棠兩次都沒花力氣，包公佯作生氣了——
包拯 兀那婦人，我看你兩次三番，不用一些氣力拽那孩兒。張千！選大棒子與我打著！
張海棠 望爺爺息雷霆之怒，罷虎狼之威，妾身自嫁馬員外，生下這孩兒，十月懷胎，三年乳哺，咽苦吐甜，煨幹避濕，不知受了多少辛苦，方才抬舉的他五歲。不爭為這孩兒，兩家硬奪，中間必有損傷。孩兒幼小，倘或扭折他胳膊，爺爺就打死婦人，也不敢用力拽他出這灰闌外來。隻望爺爺可憐見咱。
說著，她還請包拯細看，孩兒的臂膊還似麻秸一般細！
麵對著這種情況，這番心聲，包公可以下判斷了。但他判斷的依據不是什麼條文，更不是剛才的許諾，而是活生生的人情。劇作家寫到此處，讓包公說出這樣八個字：
律意雖遠，人情可推。
這正可看作這出戲的一個重要的思想意蘊。
在這出戲裏，劇作家並沒有具體去寫法律與人情的矛盾，而隻是反複點明：除了通情達理的包公，這簡直是一個沒有法律的世界。在包公出場之前，處置這一案件的是鄭州太守蘇順，和他手下的吏典趙令史。劇作家通過這兩個典型形象，把當時社會上的執法機構的情況刻劃得入木三分。趙令史本是重要的案犯，但他卻堂而皇之地來審理案件。這種顛倒，似乎也不必動用什麼陰謀韜略，他簡直是從容不迫地利用執法來枉法，一點也沒有感到有什麼精神壓力。趙令史的情婦、馬家大老婆用這樣輕鬆的口氣吩咐他：“趙令史，你不知道馬員外被我藥死了也。如今和海棠兩個打官司，要爭這家緣家計，連這小廝。我可去衙門打點，把官司上下，布置停當，趁你手裏，完成這樁事。”趙令史的回答就更輕鬆了：“這個容易。……你早些來告狀，我自到衙門打點去也。”於是，趙令史就到衙門裏去等著了，馬家大老婆也不必擔心趙令史的安排會不會有困難，會不會要花費一些時間，隻待趙令史一走，便說：“趙令史去了，則今日我封鎖了房門，結扭了海棠告狀去走一遭。”自己殺人，反誣別人，先去告狀，這等大事，她竟象上街遊玩一般，根本不放在心上。
如此輕鬆的筆墨，點染出了一個叫人透不過氣來的世界！
罪犯為什麼這樣輕鬆從容、穩操勝券呢？這當然與當地的執法首腦，那個鄭州太守蘇順分不開的。蘇順的自白是：
雖則居官，律令不曉；但要白銀，官事便了。
他所代表的，本來就是一種無法、枉法的統治。他聽見原告是馬員外的大老婆，立即從座位上驚起，連稱夫人。差人告訴他，這個地方，隻要有幾貫錢，就稱做“員外”了，實在是沒有什麼官職的。他才安心，仍叫馬家大老婆跪下。這一小小的細節，寫盡了當時的法律是如何屈從封建等級製度的。蘇順在堂上隻問了幾句，就搞不清楚了，把案子全數交給趙令史辦理。趙令史顛倒黑白地冤判之後，蘇順突然想起自己是官人，怎麼全讓趙令史判案呢？但又想，何必找這麻煩。今後的案子都交給趙令史算了，“隻要得的錢財做兩分分。”
他委實糊塗，但他卻深知辦案是會獲得大量錢財的，亦即深知辦案是以枉法
收賄為前提的。同樣的身分、權力，同樣的貪婪、狠心，如果換了一個精明一點的人，壞事還會幹得更多、更大、更可怕。他不是還在嘟噥嗎：“近來官府盡有精明的，作威作福，卻也壞了多少人家”；象他這樣，“暗暗的不知保全了無數，世人怎麼曉得”……這番話倒也有幾分可信。總之，這個糊塗官不是一種偶然性的存在，他是一個無法無天的黑暗世界的必然產物。
於是，一脈人情，哪怕是包公發現母子之情的那一道溫煦的目光，也成了這個黑暗王國裏的一線光明。這出戲使觀眾興奮的，是包公的機智，更是包公的人情味。隻有豐厚的人情味，才使他具有這種特殊的機智。
研究者們指出，李潛夫的這出《灰闌記》雜劇，可能受了《舊約全書》中有關所羅門王判決二母爭一子的記述的啟發，而後來，它又啟發了戲劇大師布萊希特，使他寫出了著名劇作《高加索灰闌記》。這是有根據的。《舊約全書》載，兩個女人爭奪一個孩子，都說自己是孩子的生母，來請所羅門王裁決。所羅門略作沉思即說：“把這孩子劈成兩半，一個人分一半也就是了。”一個女人立即大驚失色，叫道：“我的主啊，把這孩子給她就是了，萬萬殺不得！”另一個女人倒心平氣和。所羅門因此把孩子正確地判給了真正的母親——那個大驚失色的女人。這個故事，與《灰闌記》中的中心情節確實比較接近，隻不過《灰闌記》更加合理（刀劈兩半的判決畢竟令人難以置信）、更加直觀（灰闌拉子是一種可以直觀的行動），因此更容易付諸演出罷了。布萊希特的《高加索灰闌記》保存了灰闌拉子的情節，但旨趣與《灰闌記》正恰相反，略作對比，可以使我們更加清楚地看到《灰闌記》背後所潛藏著的元代中國的社會心理的特殊性。
簡單說來，在布萊希特筆下，灰闌拉子的檢驗方法得出了相反的結果：疼愛孩子，不忍心拉的，恰恰不是身生母親！按布萊希特的社會思想，孩子判給了能真正疼愛孩子的一方，而沒有判給身生母親。在布萊希特看來，世間的權利都不是天賦的，而是帶有必然性的社會關係的產物。山川土地不應屬於地主，而應該歸於能夠開發、利用它們、真正在勞動中熱愛它們的人，其它一切事物也是如此。灰闌拉子，隻是一種包藏著深廣哲理的象征。但這種象征，是通過對中國《灰闌記》的“翻案”來實現的。
布萊希特給我們展示了這樣一個故事：在一場叛亂中，總督被殺死，叛亂者在尋找著總督的獨生子以便斬草除根。但總督夫人隻顧自己逃命，隻顧裹卷衣飾細軟，忘記了孩子，廚房女仆格魯雪出於惻隱之心，掩護並帶走了孩子。此後，格魯雪曆盡千辛萬苦，把自己的命運與孩子的命運聯係在一起。例如，當她逃難到哥哥家裏之後，哥哥見她尚未結婚而帶來了一個孩子，甚多麻煩，就把她嫁給了一個重病將死的農民，以便讓孩子得到一個合法地位，但這個農民是為了逃避兵役裝病的，竟從病床上躍身而起，真把格魯雪當作了老婆……總之，格魯雪為了孩子幾乎獻出了自己的一切。待到動亂結束，總督夫人終於找到了格魯雪和孩子的時候，灰闌拉子的判案就出現在法庭上了。但法官原是一位好心腸的鄉村小文書，由於動亂中的偶然機遇做上了法官，至今還堅守著勞動人民的立場。於是，盡管總督夫人把孩子狠狠地拉過去了，盡管法官也知道她是生身母親，孩子仍然被判給了格魯雪。布萊希特的結論是：
但是《灰闌記》故事的聽眾，
請記住古人的教訓：
一切歸善於對待的，比如說
孩子歸慈愛的母親，為了成材成器，
車子歸好車夫，開起來一路順利，
山穀歸灌溉人，好叫它開花結果。
至此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這出戲與中國的《灰闌記》的區別了。兩出戲都沒有排斥人情，而且都把人情放到了法律上麵。明顯的證據，就是兩出戲都以灰闌拉子的計策來判案，都把孩子判給了不肯狠拉的一方。但這種人情的基礎，在兩出戲中是截然不同的。中國的《灰闌記》以家庭血緣關係為基礎，而布萊希特的戲則突破這種家庭血緣關係，以更廣闊、更深沉的社會關係為基礎。這裏體現了時代的區別，民族的區別和階級的區別。中國元代的李潛夫給包拯的公堂灌注的人情，隻能是以家庭血緣關係為基礎的。這種傾向，直到現代，在東方民族中仍在經常地表現出來。
三、《合同文字》
這出無名氏所作的雜劇，可以把我們的探索進一步引向深入。
這出戲的劇情，簡單說來是這樣的：
汴梁西關有兄弟兩人，哥哥叫劉天祥，弟弟叫劉天瑞，劉天瑞已有了一個三歲的兒子。這年遇到災荒，兩兄弟商量，為了活命，兩家中應有一家外出逃荒，另一家留下看守祖業。商量結果，弟弟劉天瑞帶著妻兒外出，哥哥劉天祥留下。臨走簽下一紙合同文書，以便今後重聚時共分祖業。
劉天瑞和妻子不久就在逃荒途中病死，留下三歲的兒子劉安住，由一位好心的潞州人張秉彝撫養。劉安住長到十八歲上，就懷揣合同文書返回故鄉投親。沒想到狡詐的伯母想獨吞劉家祖業，騙取了劉安住的合同文書，說劉安住是騙子，並把他打傷。
包拯審理此案，很快就明白了其中曲直。他在公堂上玩了一個聰明的花招：讓差人來報，劉安住受傷後感染破傷風而死。包公於是就要挾那個狡詐的伯母，說如果能證明劉安住是她的侄子，長輩打兒孫輩致傷致死可以從輕發落，如果劉安住真是非親非故的路人，她就得償命！這下那個伯母當然急了，連忙拿出剛剛藏匿的合同文書，以證明伯侄關係。包公賺到了合同文書，便把活著的劉安住叫了出來，作出了公正的裁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