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春平不是一個非常具有靈性的作家，但他絕對是一個非常紮實的作家，一直以來他的創作總是少些輕靈飄逸，多一些質樸凝重，當然質樸凝重也是風格的一種，但孫春平不滿足於自己貼著標簽的“孫春平小說”，他不服輸地向一個自己似乎無法達到的目標發起了挑戰，而2006年的遼陽縣掛職為他的突破和轉變提供了一個契機。
關於作家掛職深入生活一直存在爭議，一個時代總是要將上一個時代的主流觀點推向相反的一極，現在流行的看法是作家掛職屬於一種走形式的政治行為，當然存在走形式的掛職，作家到基層走馬觀花，這樣的掛職意義確實不大，但象孫春平這樣的掛職應該說是真正地深入了生活，介入到縣裏實際行政事務中，角色不僅是個作家，還是負責一攤工作的縣委副書記，這就不是一般的體驗，而是深入體驗，真正轉換角色了。
應該說明的是，作家要用適合自己的方式，借掛職的東風，深入生活，催開自己創作的花朵，解出豐碩的文字果實，但不一定非得負責起一攤具體工作，如孫春平這般掛職也許隻適用於孫春平這類的作家。
這是孫春平需要的生活。
生活是一個作家的創作之源，他的創作激情，他的創作靈感，他的創作材料都來源於這廣闊而豐富的生活。孫春平的創作之所以能老樹新枝，有了這樣的突破和飛躍，皆因為這種深入的體驗，因為麵對並投身於這澎湃的生活。
文學與生活是個最貼近文藝實踐的二元結構係統，二者的關係是文學理論的重要命題。當然文學與生活之間還存在著一個重要的“加工”係統，那就是有著複雜程序構成的創作主體，也就是作家，作家的修養、閱曆、氣質類型、想象類型、心理機製、審美趣味等等，都影響著對生活的加工，即使麵對同一種生活，不同的“加工係統”最後形成的產品肯定也有所不同。
沒有生活，就無所謂文學，而沒有創作主體的差異，就沒有異彩紛呈的文學中的生活。作家在生活中紮根，在生活中呼吸，尋找與自己作品中人物精神上的通路，用自己的美學方式加工觸動自己心靈的生活，最後才能創作出有深度的美的文本。
“深入生活”也是一個爭議頗多的詞彙，有觀點認為深入生活是一個偽命題，人既然活著，就沒在生活之外，而是在“生活”之中，作家每時每刻都在生活，根本用不著特意去深入什麼生活，寫自己熟悉的也是現實主義原則。當然，作家可以寫自己，甚至可以把自己封閉在屋子裏寫自己封閉的生活，這也是一種“現實主義”，但屋子裏的寫作者首先他無法發現自己這種書寫對屋外人群的意義，其次他翻來覆去寫這種蒼白的生活，最後隻能把自己寫蒼白了。作家需要寫自己熟悉的生活，但不是說作家隻能記錄自己每天的吃喝拉撒，記得有人說過，“猥瑣無聊的生活必然產生猥瑣無聊的作品，蒼白的人生態度必然產生蒼白的小說。”
生活是豐富多彩不拘一格的，生活有狹窄和廣闊之分，有表層和深層之分，有質量高低之分，有精彩和平庸之分，有蒼白乏味和生機勃勃之分，有大眾和自我之分。一個作家的社會責任感和精神高度決定他選取什麼樣的生活來表現。深入生活體現著一種主觀努力，它是讓作家沉浸到更廣闊的生活裏邊去，去研究生活，去分析生活，去被生活所感動，被生活所打動，在生活中汲取營養，補充血液，讓自己想象的翅膀更有力地煽動。
我們不是要求作家以同樣一種方式去體驗生活，或者去體驗同一種生活。每個作家都有自己特定的生活積澱、生活道路和對生活的看法，具體來講，每個作家都有自己觀察生活、攝取題材的範圍，有自己對某種體裁、樣式、風格、手法的特殊愛好和專長。我們不能無視這一現實，硬趕鴨子上架，讓他們寫自己不熟悉的生活，但他們所熟悉的生活領域需要不斷地拓展和不斷地充實，因為生活領域和作家的視野有關，作家的藝術視野影響他的作品質量，而如果生活內容得不到及時充實，生活積澱的倉儲會越來越少。
深入生活由於某些曆史原因，在許多人心裏已成為與某種政治意識形態相聯係的“口號”，而它自身的真理性則被遮蔽了。“生活處處有寶藏”肯定是句老掉牙的話，但卻是句真理性的話，生活永遠比作品豐富，比作品精彩，也就是說，生活還是要深入的，這不但有助於創作出高質量的文學作品，而且對保持作家的創作青春，激發作家的創作生命大有裨益。
作家怎樣不斷突破自己，怎樣保持旺盛的創作生命，這也是一個重要的理論命題。一個作家在長期寫作生涯中會形成自己的風格，風格也是限製，怎樣突破自己？有些老作家終生無法突破自己，更多的是隨著年紀增長創作生命萎縮。有的作家取得了些成就擔任了某種職務，養尊處優或每天忙於官場瑣事，視野越來越狹窄，生活越來越蒼白，離精彩的生活越來越遠，對群眾的生活越來越不熟悉，沒有了創作激情創作靈感。
新世紀以“神農架係列小說”轟動文壇的作家陳應鬆，在2000年就感覺到“沒東西寫，生活的庫存沒了。”並且對這種“生活的枯竭”有了越來越強烈的焦慮和恐懼，於是相信“好的小說素材蘊藏在民間，你必須用你的腳去刨才能得到。”的他，病句？主動提出下基層掛職體驗生活，告別幽靜的省作協大院到神農架林區掛了個“林區政府辦公室副主任”的頭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