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孫春平不同，陳應鬆根據自己的實際情況向當地提出，自己要“掛而不職”：不要辦公室，也不參加任何會議。他“挎一個小背包，蹬一雙舊皮鞋，隨手攔一輛小‘輕卡’，就這樣走進了神農架的原始叢林（2005年11月18日漢網。人物《陳應鬆：文出神農架》）。”於是才有了《豹子最後的舞蹈》、《鬆鴉為什麼鳴叫》、《望糧山》、《馬嘶呤血案》、《太平狗》等優秀小說。
可見，深入生活是創作一切文學藝術精品的前提。深入生活，尤其是精彩的生活，必然使作家如魚得水，不但可以生活得精彩，而且有可能創作出精彩的作品來，
中國作協副主席陳建功在他題為《陳應鬆引發思考》的文章中感慨，“深入生活”的號召一直在喊著，可是有多少作家像陳應鬆那樣，真正在神農架喚發了激情，找到了這個時代各個角落裏人們生活的逼真氣息，和像熱浪一樣撲來的那種生存的氣息？
作為一個老作家，麵對種種原因導致的文學人生“安樂死”，陳建功感到了一種深深的憂慮。
而作家韓少功一年之中有六個月時間在他當年插隊的貧困山區--湖南省汨羅縣八景峒大同村“把鋤”，在那裏他找到了他的“生活”，他融入農民之中養雞種地寫小說，貼近大地貼近“畫框”外的山山水水，當然，他並不是要做當代的陶淵明，而是作為一個作家，他需要“采訪”、“視察”以外更直接和更深入以及更平民化的方式來拓展生活。韓少功說：“《山居心情》也是在山地裏刨出來的，今天刨一鋤頭，明天刨一鋤頭，零零星星、斷斷續續地……六年過去了，我總算對這些日子有了交代。”
陝西作家馮積岐在他的《掛職日記》裏也說：“我是農民的兒子，來自農村，在農村生活了很多年，對農村並不陌生。但是作家存在一個問題，有一個生活積累的過程，這個積累是有限的，在我下去之前這個積累確實已經空了，所以我感到這次下基層鍛煉很及時，讓我又一次獲得了新鮮的感受。”
孫春平曾經用一個生動的比喻來表達自己對生活與創作關係的看法，他在名為《“編”的功夫與“零存整取”》（《青年文學》2005年第5期上半月版）的文章中說：“我覺得作家與編匠可視‘同行’，就在兩者的筆或手不論多巧，都離不得荊條，巧婦難為無米之炊。編匠的荊條來自山野，手勤刀快，割下就是。作家的‘荊條’則來自生活，無所不在，無時不有。你收集得多，筆下便多了鮮活生動的細節；你缺了素材的積累，則難免下筆枯燥。這種‘荊條’生於山野的土壤，是想象不出來的。換成作家的經驗之談，就是故事可編，而細節和感受是編造不出來的。”他主張作家到更廣闊的生活中去，沉浸在生活深處，去獲得更多的好“荊條”。他秉持著這種創作觀，實踐著這種文學理念，不斷尋找機會去豐饒的“山野”采割能編織出精彩作品的“荊條”。
孫春平反對作家閉門造車，他認為“作為寫作者，囚在家裏久了，常有搜腸刮肚江郎才盡的感覺。出去走一走，腦袋裏不定哪根筋被琴弦一樣地撥動，創作的欲望突然變成了走出家門的小孩子的嘴巴，特別地想吃了。”《走出去吃自家的飯》（2005年4月26日《文藝報》）而他的行萬裏路所珍惜的“是那種一次次外出帶給我的新鮮感，還有各行各業朋友們帶給我的心理上的碰撞和激勵。創作應如一條溪水，她的生命在於活活潑潑地自由奔竄，若窩滯一潭，不管那潭多麼深不可測，終要發腐變臭直至徹底幹涸。我願我的這滴水，隨溪而去，更多地奔流到一些地方。我也願與生命相隨的自家的這一份粗米淡菜，因換了一個環境，能咀嚼出另一種味道。”（同上）因為“歸根結底，我還是要寫我所熟悉的關東大地，我還是要吃自家的。”（同上）
走出去，不僅收割“荊條”，還收獲靈感。孫春平並不放棄寫自己熟悉的生活，因為那是他最愛吃的“酸菜燉白肉凍豆腐”，但他也在不斷拓展著自己熟悉的生活領域，在使自己熟悉的生活不斷變寬變厚的同時，還堅持著將自己不熟悉的生活不斷變成熟悉的生活。
精彩的生活成就了孫春平的小說，成就了他小說的突破和轉變，也成就了孫春平文學生命的漫長花期。
生活的厚土中蘊藏著作家創作的綠意，一個作家若懷著對文學和生活的熱愛，必然會迎來他創作的春天。
願孫春平的小說在完成這次審美蛻變之後，真的蝶舞翩躚，越來越美，越飛越高。
文學之樹常綠，生活之水長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