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金戈走出監獄時已經是1975年了,從1950年被捕算起,他在監獄裏整整度過了二十五年,這一年他五十五歲。

他還記得被捕的那天,是全城統一行動的,抓捕對象是舊政權的軍、警、憲、特人員。其實“肅反”運動剛剛開始時,徐金戈就知道自己在劫難逃,就憑他保密局中校軍官的身份,再加上中共地下黨員羅夢雲的死和他有直接的關係,共產黨不會輕饒他。從被捕的那一刻起,徐金戈就認命了。幹特工這行一般都沒什麼好下場,當年他的助手葉兆明是多麼優秀的一個人才,英俊瀟灑,勇氣過人,接受過嚴格的特工訓練,當年特訓班的業務尖子,精通四國語言,不少上流社會的女人一見葉兆明便不可救藥地愛上了他。這樣一個優秀的特工,才執行過兩次任務就丟了性命,真是可惜,他就是這個命,而徐金戈這條命又何嚐不是撿來的?能活到今天已經是白賺了,徐金戈知足。

多虧了方景林,如果不是他為徐金戈做證,徐金戈活不過“肅反”這一關。應該承認,方景林還是很念舊情的,為了使徐金戈能免於死刑,他做了不少工作,最終他提出的三點理由引起了辦案人員的重視:第一,徐金戈在抗日戰爭中做了一些對國家和民族有益的事;第二,在中共地下黨員方景林身份暴露的情況下,徐金戈沒有采取行動,從某種意義上說,挽救了方景林的生命;還有一點,徐金戈在北平尚未解放時主動與中共北平城工部聯係,按政策應算起義人員,對北平的和平解放有一定的貢獻。

辦案人員承認了前兩點理由,否決了第三點,他們認為,徐金戈的起義是被迫的,當時解放軍大兵壓境,國民黨軍如驚弓之鳥,他徐金戈不起義就隻有死路一條,這算不上什麼貢獻,反而有投機革命之嫌。

徐金戈最終被從寬判處了無期徒刑,一條命算是保了下來,在當時那種形勢下,方景林為徐金戈已經盡了最大努力,對此,徐金戈是領情的。

徐金戈在監獄中度過了漫長的二十五年。1959年,國家宣布對部分前國民黨戰犯實行特赦,監獄裏的原國民黨軍政人員無不欣喜若狂,奔走相告,誰知這次特赦並不包括原國民黨中下級官員,隻是在原國軍高級將領中選擇了部分確有認罪表現的人實施特赦。大家空喜歡一場,免不了要發些牢騷。

“照理說,官兒越大罪過越大,怎麼把大官兒倒放了,官兒小的就該把牢底坐穿?”

監獄管教人員也向大家做工作:“別著急,以後還會有第二批、第三批,這不是剛剛開始嗎?隻要你們改造得好,人人都有機會。”

囚犯們終於安下心來,繼續改造,等著吧,總有一天會輪到我們的。這一等又是七年,到了1966年“文革”開始,大家誰也不盼著出獄了。事情是明擺著的,外邊已經鬧翻了天,到處在抄家打人,別說是他們這些真正的“五類分子”,就是共產黨的高官、大學教授、京劇名角、藝術家,大部分也被打翻在地。這時囚犯們才擦著冷汗慶幸道:“老天爺,還是共產黨心疼咱,要是五九年就把弟兄們‘赦’出去,這會兒恐怕是死無葬身之地嘍,還是監獄好,簡直是個保險箱,得,這輩子哪兒也不去了,打死也不出去了,就在監獄裏養老吧。”

徐金戈父母死得早,在外麵沒有任何親屬,他早已心如古井,對自己的未來不抱任何希望,也從來不做重返社會的美夢,在漫長的二十五年監獄生活中,他有很多次機會越獄逃走。那時他還年輕,憑他受過的訓練,逃出這座監獄似乎不算難事,但他放棄了這些機會,逃出去了又怎麼樣?偌大的一個中國,哪裏不是共產黨的天下?就算你有天大的本事,最終逃到了台灣又怎麼樣?國民黨會如何對待這個“投敵”人員?就是徐金戈自己也早對國民黨政權失去了信心,他厭惡這個政權。

1975年,根據人大常委會決議,國家決定釋放全部在押原國民黨縣團級軍政人員,徐金戈正好夠上線,他在原國軍中軍銜為中校,理所當然屬於“縣團級”。

徐金戈出獄時,全國正在“批林批孔”,報紙上總是出現一些佶屈聱牙的古文,不是桓寬的《鹽鐵論》,就是什麼“商鞅變法”“西門豹”之類的字詞,讓文化不高的老百姓們看得一頭霧水。其實,這是幾個文人出身的大人物在玩借古說今的把戲,想整倒政敵卻不能明說,就拿古人說事兒,先造輿論,從外圍入手,由表及裏,在理論上做文章,把對手搞得半夜做噩夢,惶惶不可終日,這才發出致命一擊,讓政敵在猝不及防中翻身落馬。這招數是“文革”中大人物們常用的手段,用多了就變成一種固定模式,連販夫走卒都知道,一旦報紙上出現什麼古文,肯定是什麼人要倒黴了。

徐金戈由統戰部門安排了工作,考慮到他少年時讀過舊式私塾,自然熟悉古文,他被安排到區文化館“工農兵學哲學小組”任古文翻譯,工作還算清閑。

一日徐金戈路過前門大街路東的鮮魚口,他記憶中當年鮮魚口裏有個老字號的興華池澡堂,早年他曾在這個澡堂洗過澡,算起來得有三十年了,徐金戈決定進去看看那個記憶中的老澡堂還在不在。

在老北京城,鮮魚口很有名。當初運河曾流經於此,這裏是一個漕運碼頭,販賣鮮魚的地方,所以叫作鮮魚口。離這不遠處有叫三裏河、水道子的地方,就證明了這一點。凡有水的地方,都曾經是興旺之地,當時鮮魚口的名聲比對麵的大柵欄還要響亮。

徐金戈記得當年鮮魚口最熱鬧的地方是個小小的十字路口,路北依次是專賣炒肝的天興居、興華池澡堂、便宜坊烤鴨店、天成齋鞋店,路南依次是聯友照相館、黑猴百貨店和馬聚源帽店。這都是他當年常去的地方。天成齋做的雙臉布鞋,足青布麵,全包鞋底,前麵兩條皮臉,好看結實也不貴。黑猴百貨店裏賣的是針頭線腦,門前有個楠木做的黑猴捧著金元寶笑臉迎客,再往前走一點就是華樂戲院、正明齋餑餑鋪和長春堂藥店。

徐金戈記得抗戰勝利那年,他陪喬家才站長在華樂戲院看過京戲《挑滑車》……眼前的一切都已殘破不堪,當年的華樂戲院倒是還在,名字卻改成了“大眾劇院”,幸好興華池澡堂還沒有拆,居然還在營業,徐金戈走進澡堂買了張澡票。這是個星期一的下午,澡堂裏顧客很少,他衝了淋浴便在臥榻上躺了下來,不一會兒就迷迷糊糊睡著了。也不知睡了多久,他被一陣喧嘩聲吵醒。徐金戈抬起頭看了看,見存衣櫃的另一側有幾個老人在大聲說笑,這些老人看樣子都有六七十歲了,從他們在公共場所肆無忌憚大聲吵鬧的行為上看,應該屬於底層的體力勞動者。徐金戈翻了個身,想再睡一會兒卻睡不著了,這幾個老人的嗓門實在太大,他們好像在議論“文革”中的一些事。

“我說,滿世地抄家那年應該算民國多少年呀?我一算這個就犯暈,腦袋裏老想著民國曆。”

“我看出來了,您腦袋瓜兒裏盡是糨子,抄家是六六年,要按早先的民國曆算,應該是民國五十五年。”

“對,就是那年,老哥兒幾個還記得吧?那年熱鬧呀,我從虎坊橋蹬著車奔天橋去,這一路上就沒消停,到處都在抄家,砸東西,這麼高、這麼粗一鹹菜壇子愣從四樓扔下來,‘咣’一聲砸馬路牙子上啦,鹹菜湯濺出好幾丈遠。當時我還納悶,誰呀?這不抽風嗎?您抄家就抄家吧,幹嗎跟鹹菜壇子過不去?好嘛,下午我給‘全聚德’送貨,一瞅可了不得,紅衛兵愣把‘全聚德’招牌給卸下來扔火裏燒啦,敢情那仨字是錫做的,一進火裏就化了,‘全聚德’的經理正撅著屁股讓人鬥得七葷八素找不著北,紅衛兵在一邊兒數落著,烤鴨是勞動人民吃的嗎?你們怎麼專為資產階級服務?一管事兒的廚子點頭哈腰地問紅衛兵,小將,小將,您下指示,明兒個我們賣點兒什麼好?紅衛兵說,打明兒個起賣窩頭吧,您猜怎麼著,第二天‘全聚德’還真賣上窩頭了,三分錢一個,窩頭蒸得又大又暄,到底是名飯莊,窩頭蒸得都比別處地道,‘全聚德’什麼時候這麼紅火過?那長隊排的,都排到前門樓子了……”

“扯淡,這也算排隊?我告訴你,民國三十四年夏天我那輛洋車出毛病了,修車鋪說得三天才能修好,我心說了,那我這三天的飯轍怎麼辦?總不能拿根繩兒把嘴紮起來吧?咱得想轍呀,第二天我就在六部口支攤兒賣上酸梅湯了,倆大子兒一勺,街上的人一瞅見我呼啦一下子就圍上來,我左一勺右一勺,左一勺右一勺……隻管低頭舀湯,等鍋見了底,我抬頭一瞧嚇了一跳,您猜怎麼著?這大隊排的,從六部口排到西四牌樓了……”

幾個老人大笑起來,一個沒了牙說話漏風的老頭兒笑罵道:“你就吹吧,站在六部口怎麼就看見西四牌樓啦?到西單路口就得朝北拐了,你那眼神兒也能拐彎兒?”

這時一個胖老頭兒下身圍著毛巾從熱氣騰騰的浴池間裏出來,朝幾個老人打招呼:“哎喲,老哥兒幾個,有日子沒見了,今兒個可得好好聊聊。”

“這不是老車軸嗎?我瞧您最近好像瘦了,怎麼回事兒?”

胖老頭兒笑嗬嗬地擺手道:“別提啦,說出來讓哥兒幾個笑話,家醜啊,不提啦,不提啦……”

“不行,不行,您得說說,哥兒幾個也不是外人,是不是咱老嫂子給您氣受啦?”

“這她倒不敢,咱在家好歹是一家之主,回了家是橫草不拿,四仰八叉往那兒一躺,老婆子上趕著給我捶腿,好吃好喝伺候著,要說日子過得也算舒坦,就是有一樣,一到晚上睡覺我就犯愁,說出來讓哥兒幾個笑話,我家老婆子總拉我幹那個,我說我不行了,我都多大歲數啦?孫子都有了,再幹那個可有點兒為老不尊,可老婆子不幹,愣是跪下來求我,我他媽……一怒之下,一腳就把老婆子從床上給踹下去啦……”

“等會兒,等會兒,我說老車軸啊,咱老嫂子今年多大歲數?”

“嘿嘿!不好意思,比我小一歲,今年七十九啦。”

老頭兒們哄笑起來,徐金戈這才聽出來,他們是在尋開心,那胖老頭兒走路都顫顫巍巍的,他老伴兒恐怕也是這般光景了,哪還有勁頭兒幹這個?徐金戈半合著眼,仔細聽著老人們的調侃,他第一次感到純正北京話的鮮活,也隻有北京的底層社會才能保持這種方言的鮮活和生動。

胖老頭兒突然大驚小怪地喊:“喲嗬,這不是文爺嗎?您可是半天沒言語了,今兒個是怎麼啦?每回見麵就數您話多,不知道的還以為您是‘話癆兒’呢。”

“不著急,我算看出來了,老哥兒幾個哪是來洗澡的?是來舒坦嘴的,不讓你們說舒坦夠了行嗎?要是文爺我一開口,還有你們插嘴的份兒?”

“得嘞,文爺,您隻管說您的,今兒個有的是時間,對了,上次您說六六年有個紅衛兵頭兒拎著酒來看您,說是請文爺出山,想擺平什麼人,有這事兒吧?上次我聽了這麼一耳朵就沒下文了,這回您接著說。”

“嘿,還記著這事兒哪?那我就給你們來一段兒。那年紅衛兵先是抄家、砸東西,後來該抄的抄了,該砸的砸了,又沒得玩啦,又琢磨著揍小流氓了,這下子揍出點兒麻煩來。西單那邊有幾個小子,讓紅衛兵追得走投無路,都跑到宣武門教堂的二樓上,拿著菜刀和棍子守在樓梯口,專等紅衛兵,上來一個收拾一個,瞅這架勢是要玩命了。紅衛兵把教堂圍個裏三層外三層,可誰也不敢上去。那紅衛兵頭兒沒了主意,跟手下人說,去!打聽一下,西城這一片兒誰說了算?當時有人說了,這還用問?文爺唄,這事兒還非得搬文爺不可,要不然派出所警察來了也沒戲,就這麼著,那紅衛兵頭兒拎了兩瓶‘二鍋頭’,兩條‘大前門’,還有倆點心匣子,死說活說求我出山,咱收了人家東西,總不能黑不提白不提吧,再者說,連毛主席都給紅衛兵戳著,文爺我怎麼說也得意思意思吧?那天我穿了一條練功用的燈籠褲,腰上紮一條三寸寬的板帶,腳上穿一雙‘踢死牛’,上身光著板兒脊梁,咱這身腱子肉就這麼翻著,我噔噔噔就上了樓,那幾個小子見有人上去,菜刀棍子都舉起來了,說話就要血濺教堂啊,您猜怎麼著?一見了我立馬沒了脾氣,領頭兒的那小子說,哎喲,這不是文爺嗎?您老人家怎麼上這兒來啦?有什麼事兒您盡管吩咐,還勞您跑一趟。我說了,誰讓你們跑教堂來了?這是人家念經的地方,不是耍胳膊根兒的地兒,都他媽給我滾下去,我跟紅衛兵說了,人家答應不揍你們。領頭的那小子說,得,文爺,我們聽您的。本來這事兒就算過去了,這時又出了個岔兒,有個小兔崽子不是西城這一片兒的,沒聽說過文爺的名號,嘿!敢跟我叫板,他小眼兒一瞪說,你這老棺材瓤子是打哪兒蹦出來的,我們憑什麼聽你的?當時我就怒了,你個小兔崽子,活膩歪了吧,敢跟你文爺這麼說話?我一個‘通天炮’正中他鼻子,緊接著又是一個‘黑狗鑽襠’,把這小子扛起來,他滴溜溜像個風車一樣在我頭上轉了十幾圈,然後我一發力,嘿!愣把這小子從二樓順下去啦……”

老頭兒們大笑起來。

“老文哪,你就掄圓了吹吧,留神把稅務局的人吹來,讓你上稅。”

“老文,我記得你這輩子摔死的、打死的有七八個啦,公安局長是你大爺吧?要不然你咋還好好地坐在這兒。”

連徐金戈都被逗樂了,喜歡吹牛的人不少,但這麼能吹的人他還真是第一次遇到。不過……聽這人說話怎麼有點兒熟悉,難道以前見過這個人?二十五年了,多少記憶都隨著歲月的流逝而淡去,徐金戈努力在頭腦中搜索著支離破碎的回憶……二十五年前的往事猶如被迷霧籠罩的山巒,朦朧而遙遠,一朵火花倏然一閃,從茫茫無涯的曆史深處劃過,被悠長歲月塵封的許多往事在一刹那間像被灼亮的光源所照耀,全都像電影畫麵一樣鮮活地呈現在徐金戈的眼前……天哪,這是文三兒,他還活著?徐金戈發現,二十五年來流逝的歲月並沒有淹沒掉記憶,它們貯藏在徐金戈的記憶深處,每一個細節都保存得完好無缺……

徐金戈走到文三兒麵前,仔細辨認著:“你是文三兒,還認識我嗎?”

文三兒的頭發眉毛都白了,背也駝了,黑乎乎的臉上布滿了刀刻般的皺紋,就像一截老樹樁,文三兒愣了一下,馬上就認出了徐金戈:“您是……哎喲,您是徐爺……您還活著?”

文三兒的眼淚一下子流了下來:“徐爺……我還以為您被槍斃了……這麼多年了……您在哪兒啊……我總夢見徐爺您,夢見您送我的那輛洋車……我以為這輩子再也見不著您了……嗚嗚嗚……”文三兒哭了起來。

徐金戈在這一瞬間也百感交集,多少年了,他在這個世界上沒有親人,沒有朋友,對自己而言,這個世界真的非常冷酷。自從楊秋萍死後,他覺得自己的心,自己的感情也隨著死去,早已變得心硬如鐵,卻沒想到今天自己還會激動,還會有一種見到故人的欣喜……

徐金戈握著文三兒的手說:“文三兒啊,我還活著,坐了二十五年牢,就算我有天大的罪,現在也該贖清了,見到你真高興,咱們得好好聊聊,這些年你過得怎麼樣?”

文三兒用浴巾擦了擦眼淚鼻涕:“徐爺,一言難盡,我過得再不好也不能跟您嘮叨,您可是受了苦啦,咱們現在就穿上衣服,我得請您吃飯。”

北平和平解放後,最先倒黴的是文三兒,這怨不得別人,要怨隻能怨他那張臭嘴。解放軍進城後,新政府貼出告示,要求凡在國民黨軍警憲特部門工作過的人盡快到各區的登記站進行身份登記,有武器的要交出,凡隱瞞身份或藏匿武器的,一經查出,嚴懲不貸。那段時間裏,各城區的登記站前排起了長隊,文三兒路過時還經常停下來看看熱鬧。這些排隊的主兒都蔫頭耷腦,顯得憂心忡忡,文三兒很有些幸災樂禍,倒退幾個月,這幫孫子可不是現在這模樣,見了臭拉車的沒說話就先瞪起了眼,如今算是崴泥啦。看來這世道是真變了,窮人還真翻身做主人啦!想到這兒,文三兒都會產生一種強烈的優越感。

唯一使他感到不快的是大褲衩子那來順,自打解放軍進了城,那來順對文三兒的態度就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見了文三兒愛搭不理的,有好幾次,車行裏的夥計們聊天,隻要文三兒一開口,那來順的話就橫著出來,每句話都能把文三兒噎到南牆上。文三兒覺得犯不上和那來順置氣,多一事不如少一事。那來順如今是屎殼郎變季鳥兒——一步登天了,他一個遠房侄子跟解放軍進了城,現在是區政府的工作人員,那來順立馬抖了起來,覺得“同和”車行擱不下他了,連孫二爺的車份兒也不交了,令人奇怪的倒是孫二爺,這老東西連個屁也沒敢放一個。

文三兒終於在一天夜裏被幾個武裝士兵從被窩裏拎出來,戴上手銬拿進公安局。持續二十四小時的突審把他審得頭昏眼花,審訊者提出的問題很簡單:“你什麼時候參加的軍統?你的上級是誰?為什麼不參加登記?”

文三兒大呼冤枉,說自己壓根兒就不知道軍統的大門朝哪邊開,自己就是一臭拉車的,人嫌狗不待見,就是上趕著往前湊人家軍統都懶得搭理。

負責審訊的幹部剛從作戰部隊轉業到公安局,本來也是個粗人,他一聽文三兒繞來繞去,車軲轆話來回扯,顧左右而言他,便心頭火起,認定文三兒是個受過反偵察訓練的老手,他把上了膛的駁殼槍往桌上一拍吼道:“文三兒,我給你三分鍾時間,再不老實交代我一槍斃了你!”

而文三兒還沒到三分鍾就尿了褲子……

這件事很快就搞清楚了,那不存在的“軍統特務”是文三兒自己吹出來的。怨不得別人,文三兒為自己這張嘴付出了一定的代價,白白蹲了一個星期的號子。他心裏跟明鏡似的,使壞的沒有別人,除了那來順這王八蛋,不會有第二人。

肖建彪、孫二爺都是1950年“鎮反”時被拿進大獄的,彪爺進去沒幾天就給斃了,據說是民憤極大,不殺不足以平民憤。

至於孫二爺的罪過,當時辦案人員還有些爭論,有的人認為孫二爺雖說是個老流氓,但沒有什麼血債,論罪不該死。有的人卻認為像孫二爺這種社會渣滓殺一個少一個。後來辦案人員決定,還是讓群眾評議一下,群眾才是真正的英雄。

區公安局和區政府的工作人員把孫二爺押到“同和”車行,召集車夫們開了個控訴會,鼓勵大家大膽揭發孫二爺的罪行。車夫們發言都很踴躍,那來順躥上去照著孫二爺的老臉就是幾個嘴巴,他咬牙切齒地罵道:“老王八蛋,你也有今天……”

區政府主持會議的幹部當即表揚了那來順:“還是這位工人兄弟覺悟高,對敵鬥爭的態度很堅決,我們要向那來順同誌學習!”

那來順受到表揚便有些摟不住興奮,他請示道:“政府同誌,你們甭管了,把這老東西交給我們得啦,我保證把他打出屎來。”

當然,公安局的同誌堅決製止了那來順的衝動。

文三兒在會上也以受害者的身份發了言,當說到孫二爺逼迫自己每天早起遛鳥兒時,文三兒還掉了幾滴眼淚。至於孫二爺為遛鳥兒免他車份兒的事,文三兒則閉口不談。當區政府的工作人員為孫二爺的定罪問題征求大夥意見時,大家異口同聲地表示:斃了算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