結果孫二爺就真的被槍斃了，罪名是流氓惡霸。
沒過多少日子，那來順由於對敵鬥爭堅決，被作為工人骨幹調到一家工廠與資本家做鬥爭去了。
文三兒還在一個建築工地上見過白連旗和德子，這兩位爺正灰頭土臉地給人家當小工呢，文三兒尋思，這就對了，新社會可不養閑人，八旗子弟怎麼著？您湊合著篩沙子吧。
文三兒接下來的日子過得很平淡，抗美援朝戰爭、“三反五反”運動、社會主義改造運動……這些運動似乎和一個車夫沒有太大關係，隻有一件事使文三兒一直耿耿於懷。1956年公私合營，文三兒加入了街道辦事處下屬的企業——貨運聯社，成了集體所有製企業的職工，每月工資四十二元。這倒是件好事，旱澇保收，幹多幹少都是四十二元，比起新中國成立前饑一頓飽一頓的強多了，唯一使他痛心疾首的是，徐金戈送他的洋車稀裏糊塗成了公產，文三兒為此心疼得失眠好幾夜，幸虧第二年聯社統一淘汰了人力車，全部換成腳踏平板三輪車，文三兒的心裏才恢複了平衡。
1966年“文化大革命”運動爆發時，文三兒整好六十五歲，按他的年齡五年前就可以退休，但文三兒考慮到退休後的收入會減少，再加上身體也不錯，所以就沒辦退休手續。
對“文化大革命”的認識，文三兒和那些狂熱的青年學生沒什麼兩樣，隻是覺得日子過得太平淡，提不起精神來，這時猛不丁地來場運動也是件挺熱鬧的事兒，不僅是以前的一切章程都不作數了，而且那些有頭有臉的人物都被揪了出來，正撅著腚挨鬥呢。
文三兒感到很興奮，有一次他從絨線胡同經過，看見紅衛兵正在鬥爭一個胖子，據說此人是個資本家，文三兒停下三輪車衝進人群，照那胖子的屁股上猛踹了一腳，胖子摔了個嘴啃泥，文三兒由於用力過猛，一時收不住腳，也跟著一頭栽倒，把嘴唇都磕破了，靠兩個紅衛兵小將幫忙才站了起來。
文三兒的舉動引來圍觀人群的一陣喝彩，一位女紅衛兵還誇獎了他，這位老大爺覺悟真高，在舊社會一定是個苦大仇深的人。文三兒在眾人的稱讚中凱旋般地騎車離去，心裏很是受用。這些批鬥會使文三兒有了一定的感悟，幸虧自己是個窮人，這年月當個窮人好處實在太多了，至少是沒人惦記你，算計你，一個窮人就像一顆不起眼的沙粒，一旦掉進沙堆裏別人想找也找不著，文三兒覺得自己算是悟明白了。
唯一使文三兒不習慣的是，聯運社也增加了“天天讀”的新規矩，每天出車之前要集體學習一個小時，主要是學習“老三篇”。上級要求每個人都達到倒背如流的程度，兩個星期以後領導要親自來考核，必須人人過關，這可難壞了文三兒等人。聯社裏共有職工四十一人，最年輕的也有五十多歲了，基本上都是文盲或半文盲，別說是背誦文章，就是會寫名字的也沒幾個。既然是上級派下的任務，大家隻好硬著頭皮死記硬背，不然交不了賬。
天地良心，文三兒在這兩個星期中連酒都沒敢喝，他確實下了功夫，連蹬三輪車的時候嘴裏還嘮叨著：我們的共產黨和共產黨所領導的八路軍、新四軍……但文三兒腦子裏像是灌滿了糨子，越攪和越稠，最後又終歸一片混沌，他徹底地放棄了這項政治任務，按文三兒自己的話說，叫“該死屌朝上，愛怎麼著就怎麼著吧”。
兩個星期後，文三兒遭到無產階級專政鐵拳的迎頭痛擊。
那天照例是“天天讀”，聯社裏號稱最有文化的梁寶才結結巴巴讀了一段《人民日報》，大夥對梁寶才的朗讀水平大為不滿，眾口一詞地說，你是他媽的什麼狗屁秀才？把哥兒幾個念得都快迷糊著啦。其實這怨不得梁寶才，他統共才念了一年小學，能把文章結結巴巴念下來已經很不錯了。大家正吵鬧著，隻見文三兒像火燒屁股似的蹦了起來，手忙腳亂地解開褲腰帶脫下褲子。原來文三兒剛才打了個盹兒，一不留神把手裏的煙掉在褲襠上，直到燃燒的煙頭燒穿褲子燙到皮肉才驚醒。夥計們都幸災樂禍地大笑起來，梁寶才突然發現文三兒的內褲有點兒特別，仔細一看，原來文三兒的內褲是用幾個紅衛兵袖章拚接而成的，更可樂的是，這些袖章竟分別屬於不同的造反派組織，正麵是“毛澤東主義紅衛兵”，左右兩瓣屁股分別是“井岡山造反團”和“千鈞棒戰鬥隊”，這條奇異的褲衩把大家笑岔了氣。
文三兒坦然解釋道：“我們街坊家二小子是什麼造反團的頭兒，這種‘紅箍兒’有的是，那天這小子往家扛了一麻袋，我說，老二呀，把你那紅箍兒給我幾個，老二往麻袋裏抓了一把給我，我一數有二十多個，好好的布料掛胳膊上多可惜？咱得派上用場，我求對門老胡頭的兒媳婦做了幾條褲衩，你還別說，除了顏色花點兒，穿著還挺舒坦。”
梁寶才說：“這叫緊跟形勢，如今講究‘紅海洋’，您瞅瞅大街上，院牆上，電線杆子上都拿紅油漆寫上標語了，我還琢磨呢，趕明兒咱們都得穿紅大褂兒，這不，還是文三兒覺悟高，連褲衩都成‘紅海洋’啦。”
文三兒邊穿褲子邊得意地問：“哥兒幾個，知道什麼叫‘四紅’嗎？告訴你們，叫廟裏門兒，火燒雲兒，宰豬的刀子，語錄皮兒。”
學習組長鄭振亭說：“喲嗬，咱文三兒有學問啊，還知道‘四紅’呢？要說論‘四’，你文三兒可差著行市呢，我得教教你，知道‘四綠’嗎？是青草地，西瓜皮，王八蓋子郵電局。怎麼樣？還有‘四白’，洋白麵，雪花糖，妞兒的屁股大白羊。”
文三兒笑道：“要說背‘老三篇’，文爺我承認不行，要論說片兒湯話，文爺我是狀元，我教教你們，先說‘四硬’吧，頂門的閂，城牆的磚，光棍的雞巴，在職的官。都夠硬吧？再說‘四軟’，新翻的地，剛添的墳，妞兒的肚子發麵盆。還有‘四歡實’，河裏的魚，順風騎，十八九的姑娘大叫驢……”
文三兒說得正起勁，沒想到街道辦事處分管聯社的幹部老於推門進來，他已經在門外聽一會兒了，心裏很氣憤，這些烏七八糟的老家夥居然把“天天讀”開成這樣，簡直是反動透頂，老於憋了一肚子氣。
一見老於進來，一屋子人都不吭聲了，文三兒更是傻了眼，他訕訕地坐下，又拿出一根煙討好地遞給老於。
老於一擺手拒絕了文三兒的煙，開門見山地問：“老文啊，‘老三篇’背得怎麼樣？”
“還……還行吧。”文三兒回答得很沒底氣。
“那你給我說說，白求恩是誰呀？”
“燒木炭的……是吧？”文三兒也不十分肯定。
“那張思德是誰？”
“外國人，不遠萬裏來到中國……每天挖山不止……”
老於諷刺地說：“學得不錯嘛，文三兒，您可真受累了。”
“哎喲，您客氣了，領導才辛苦……”文三兒真誠地認為老於在表揚自己，趕緊謙虛幾句。
“文三兒啊，你在舊社會也算是個窮苦人吧？那你就談談新舊社會有什麼不同，再談談自己對共產黨毛主席的認識。”老於和顏悅色地問。
文三兒撓撓頭皮，遲疑地說：“要說……要說有什麼不一樣，也就是……舊社會我拉車用兩條腿兒跑著，到了新社會……我蹬上三輪啦，不用跑了，可話又說回來，不是還得用兩條腿兒蹬嗎？三輪車總不能自個兒走吧？能自個兒走的那是摩托……舊社會咱拉車掙錢沒準譜兒，有時一天能掙好幾塊，有時掙不著錢就得扛著。新社會呢……大夥兒吃大鍋飯，都是四十二塊錢，撐不著也餓不死，就是得算計著過日子，要不然頂不到月底……”
老於打斷文三兒的嘮叨：“我問你對毛主席、共產黨的認識，你說說。”
“毛主席？毛主席好啊，那是大救星，要不是他老人家……我還拿不上這四十二塊錢呢，可就是有一樣……也不知道該說不該說？”
“你說嘛，知無不言，言者無罪，這是毛主席說的。”老於熱情地鼓勵道。
“我那輛洋車……可是我自個兒的，當年在虎坊橋‘西福星’車行花一百九十五塊大洋買的，可……公私合營那年咋稀裏糊塗就成了公家的啦？好嘛，那輛車本來姓文，才過了一宿，就他媽的改姓啦，不姓文了，改姓毛啦……”
老於突然翻了臉，他聲色俱厲道：“文三兒，你不要再說了，這樣吧，把你的車鑰匙交出來，從今天起，你停職反省，等候組織上的處理。”
文三兒一時沒鬧明白“停職反省”的含意，他隻當是老於給他派了新任務，不用幹活兒了，他關心的是另外一個問題：“於同誌，您的意思是……我不用出車了？那開支時扣不扣我工資？”
老於懶得和他扯淡，轉身走了，文三兒再看看周圍，夥計們早都溜得沒影兒了。
文三兒還沒來得及深刻“反省”，第二天就被拉去參加批鬥會了。這類批鬥會他參加過很多次，可這回不一樣，文三兒被勒令站在台上，彎腰低頭，身體必須彎到九十度或小於九十度，和他同時上台的還有三個人，都保持著這種奇異的姿勢。文三兒用餘光掃了一下兩側，突然驚奇地睜大眼睛，他發現左邊站著的竟是京劇名角兒楊易臣。楊老板老了，頭發胡子全白了，他穿著一身皺皺巴巴的灰布中山裝，和當年穿著光鮮戲裝，紮著背靠的那位名角兒判若兩人。這時台下開始呼口號，按照姓名排列把被批鬥的人“打倒”了一遍，文三兒這才聽清楚，自己的罪名是“現行反革命分子”。革命群眾對他的態度是：“現行反革命分子文三兒不投降就叫他滅亡！”
文三兒心說了，那我要是投降呢，這事兒是不是就算過去了？
按照程序，口號過後是各界代表上台發言，內容無非是揭發批判台上的人，至於文三兒的具體罪行他沒顧得上聽，倒是豎起耳朵仔細聽了楊易臣的“罪狀”，大致是些“散布封資修流毒，到處種植大毒草，極端仇視社會主義製度”等。文三兒感到很激動，他甚至覺得能和楊老板站在同一個台上完全是自己的造化。楊老板是誰？名角兒啊！當年楊老板一出《挑滑車》，平津兩地無數戲迷為之傾倒，平津有名的大飯莊都設有楊老板的專座，楊老板不到，座位永遠空著，別人想坐坐，門兒也沒有，甭管你多高的身份，如今文三兒能和楊老板肩並肩地站在台上，實在是高攀了。
此時台下的口號聲如火山爆發，此起彼伏，大有山呼海嘯之勢，而文三兒卻充耳不聞，隻當是放屁，他密切觀察著楊老板的一舉一動，楊易臣低著頭，眼睛半合，仿佛老僧入定一般。
文三兒不禁大為感慨，名角兒就是名角兒，那張臉生來就是為萬人瞻仰的，楊老板才不管台下有多少人，多大的嗓門兒，人家早習慣了。當年楊老板扮《六五花洞》中的大法官，戲中一聲：“領法旨呀！”台下頓時炸了窩，喝彩聲震動全場，久久不息……今天台下雖說也挺熱鬧，但比起當年來可差遠了。文三兒為楊老板感到很自豪，他甚至慶幸自己在“天天讀”時胡說八道，繼而感謝街道幹部老於，若不是他幫忙，自己這輩子恐怕也沒機會和楊老板站在同一個台上，總有一天，楊老板會回憶起今天，他遭難的時候是誰陪著呢？文三兒啊。想到這兒，文三兒不由得興奮起來，他抬起頭，麵帶微笑地注視著台下的人群，感覺自己也成了名角兒，正在登台獻藝……
“啪”的一聲，文三兒的後腦勺挨了重重一巴掌，有人嗬斥道：“老實點兒，低頭！”台下又響起了震天動地的口號聲：“文三兒不低頭就叫他滅亡！”文三兒哆嗦了一下，低下頭去……
那段時間文三兒算是露了臉，參加過幾次陪鬥，成了全脫產人員，和專職幹部的待遇沒什麼兩樣，可能是由於街道辦事處勞資科的疏忽，他的工資發放居然沒有受影響。按理說，凡屬“牛鬼蛇神”都應該隻發十二塊錢生活費，為此文三兒總是偷著樂，覺得占了很大的便宜，他不覺得陪鬥有什麼丟臉的，無所謂嘛，反正他平時也沒什麼“臉麵”，所以也沒什麼可“丟”的，這回稀裏糊塗就成了“脫產人員”，不用幹活兒還白拿著工資，這種好事可不常有。
倒是街道幹部老於先明白過來，他發現文三兒總是主動請示：“今天去哪兒接受批判？”看他這意思好像不是去陪鬥，而是去參加旅遊，臉上沒有半點兒沮喪的表情，倒是很有些亢奮，這使老於感到特別扭。領袖說過：“人民大眾開心之日，就是反革命分子難受之時。”文三兒這狗東西不但沒有一點兒難受的樣子，怎麼反而像吃了蜜蜂屎似的，比過年還興奮？老於琢磨了很久才悟出點兒名堂，這小子本來就屬於最底層的小人物，按北京話說，叫人嫌狗不待見。他什麼都沒有，因此也不可能失去什麼，馬克思那句話是怎麼說的？“失去的隻是鎖鏈，得到的將是整個世界。”老於終於明白了，照這麼說，這狗東西惡毒攻擊了黨和領袖之後，居然什麼都沒失去，還他媽的“得到的將是整個世界”？這簡直美死他啦。
老於想明白了之後，文三兒又蹬上了三輪車，“脫產人員”的日子一去不複返了。
徐金戈和文三兒的交往中斷了二十五年後，又恢複了聯係。比起二十五年前，文三兒的變化不大，除了麵相上的衰老，他個人的生活、習性還是老樣子，唯一不同的是文三兒有了一間自己的住房。1950年孫二爺被鎮壓後，“同和”車行的房產被充公，文三兒等幾個常年住車行的車夫都被政府分配了住房，那時住房資源還不算緊張，文三兒也沒覺得有間住房是多麼了不起，可到了七十年代，住房緊張的問題就顯露出來，文三兒的房子簡直成了香餑餑，左鄰右舍都盯著這間房，鄰居們都認為文三兒簡直太奢侈了，居然一個人住一間房，他憑什麼？
文三兒的家徐金戈去過一次，那是間隻有九平方米的破爛平房，睡覺的鋪板是用四摞舊磚墊起來的，屋子的角落裏有個破舊的衣櫃，上麵竟然缺了一扇門，文三兒四季的衣服都放在裏麵，還有一張桌子和一個長板凳，看破舊程度可能是從哪兒撿來的。
徐金戈問文三兒為什麼不娶個媳婦。
文三兒回答：“我他媽連養自個兒都費勁，哪兒還養得起娘們兒？算了吧，還是一個人好，一人吃飽，全家不餓。”
1978年的一天，徐金戈接到通知，他被告知自己被選為區政協委員。他很奇怪，自己是個刑滿釋放人員，在政治上是個“賤民”，怎麼突然成了區政協委員？要說是被“選上”的，自己除了認識個文三兒，誰會認識自己？既然誰都不認識，又如何被“選上”？誰選的？
徐金戈自從當上政協委員後，開會的時間多了，工作也比以前忙了許多，他有很久都沒見過文三兒。一日徐金戈路過果子巷，忽聽見有人叫徐爺，他發現文三兒坐在一家小酒館靠窗的位子上，正向他招手。
徐金戈走進酒館，因很久沒見，想和文三兒聊聊。
文三兒喝酒的方式使徐金戈大吃一驚，他要的是九分錢一兩的劣質白酒，沒有下酒菜，他把桌上免費提供的醬油、醋倒進碗裏，然後從懷裏掏出一個紙包打開，裏麵露出一顆光滑圓潤的鵝卵石……徐金戈目瞪口呆地看著文三兒，不知他在搞什麼名堂。隻見文三兒把鵝卵石放進醬油裏泡了一下，然後用筷子夾出放進嘴裏嘬一嘬鹹味兒，就一口酒喝下，又把鵝卵石重新泡進碗裏。
徐金戈問：“文三兒啊，你怎麼跟塊石頭幹上啦，這是種新喝法呢，還是兜裏沒錢，買不起下酒菜？”
“不是月底了嗎？沒錢啦，離開支還有幾天呢，先湊合著吧。”文三兒說著又咂巴起鵝卵石。
徐金戈要了一瓶“劍南春”和幾個涼菜，對文三兒說：“別咂巴你那石頭了，我請你。”
文三兒沒動筷子，他神色黯然地說：“徐爺，我沒臉吃您的，當年您送我一洋車，那是多大出手啊，一百九十五塊大洋啊，擱現在能買輛摩托，可我沒保住那輛車，給充公了，還不能說，說了就開批鬥會……徐爺，我對不住您，您坐了二十五年大牢回來，照理說我該幫幫您，可我無能啊，自個兒都混不好，我他媽能幫誰呀……”文三兒說著眼圈都紅了。
徐金戈安慰道：“別這麼說，我徐金戈如今舉目無親，隻有你這麼一個故交，當年你兩次救過我的命，是我欠你的情，不過我現在也沒什麼能力回報你，真的很慚愧，來，什麼都不說了，咱們喝酒。”
文三兒喝下一杯“劍南春”，心情似乎好了起來，話也多了：“徐爺，您還記得方爺吧？頭些日子我碰見他啦。”
“方景林，他還活著？”
“活著呢，就是活得不太好，也是坐了十年大牢，今年年初剛放出來。”
“怎麼，他也坐牢了？不會吧，他可是個老革命呀。”
文三兒夾了一塊豬耳朵放進嘴裏：“新中國成立後我就沒怎麼見過他，可也是，人家當了大官兒，誰搭理我一臭拉車的？方爺先是公安分局的局長，到了‘文革’那年，方爺已經是市局的副局長啦，照理說方爺混到這份兒上不容易，可不知咋回事兒，六七年年底方爺被拿進大牢，一關就是十年，聽說方爺是叛徒又是日本特務、國民黨特務，罪過大了去啦。”
“文三兒啊，你揀重要的說，他現在怎麼樣？你怎麼看見他的？”
“頭前日子我幫煤站拉蜂窩煤，不是要過冬了嗎，家家都得存點兒煤生火取暖呀，煤站的人忙不過來，辦事處就叫我們聯社去幫忙送煤，我負責教子胡同那一片，方爺被放出以後，上麵說他的事兒還沒完，不能分配工作，就暫時住在那兒，還真巧，方爺住的那個院離當年羅小姐死的那院隻隔了一堵牆，是上麵分配的還是方爺自個兒要求的我就不清楚了。那天我把煤往院門口一卸就打算走，我朝院裏吼了一嗓子，誰要的煤？可自個兒看好了，回頭丟了我可不負責。這時方爺端著塊木板搬煤來了，他把蜂窩煤一塊塊碼在木板上，再從院門口端到他住的小屋裏，弄得自個兒跟煤黑子似的。我瞅著他眼熟，一琢磨，哎喲我的媽呀，這不是方爺嘛，他怎麼住這兒來啦？我說方爺，您還認得我嗎？方爺抬頭看了看，一眼就認出了我，你是文三兒吧？您瞧瞧，記性真好，要麼怎麼說是當警察的呢。不像我，屬耗子的，記吃不記打，什麼事兒撂爪兒就忘。我說方爺，您還記得徐金戈徐爺嗎？他也出來啦，您想見見嗎？方爺說，哦，以後再說吧……”
徐金戈馬上打斷文三兒的話：“文三兒啊，你以後再看見方景林不要再提我的事，人家雖說也遭了難，可那都是共產黨內部的事，和我這種人性質不一樣，老方也有自己的難處，我們應該體諒才是。”
兩人走出酒館時，文三兒說要送送徐金戈，他用一塊幹淨毯子鋪在三輪車的平板上，請徐金戈坐上，然後蹬起了三輪車：“徐爺，您可能不知道，幹我們這行的如今有了新稱呼，叫板兒爺，我喜歡這稱呼，好歹是爺呀，比原先叫我們臭拉車的強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