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一旦共和國壯大到能輸出資本、產品和基建，著手構建自己的貿易體係時，大部分收益必然會被共和國收取。
“他們大概會這麼做。首先簽訂一係列貨幣互換協議和本幣貿易結算協定，同時共和國提供由他們主導的各種國際融資通道。逐漸改變以往直接使用帝國馬克收購資源或資產的方式，用共和國生產的產品和基礎設施折算帝國馬克，諸國以本國優質資產的期權折算帝國馬克達成交易。雙方僅僅是聲稱使用了帝國馬克，實際而言一芬尼都沒有流動。”
如此一來，情勢就演變成了帝國在世界各地製造出各種地區衝突與危機以後，共和國以這種方式介入，不但截留了本應回流到帝國經濟的收益，甚至可能沒有收益。打個比方，公國需要輸出農產品和木材，共和國以基建和產品出價，公國以基建收益的期權或者其他資產的期權抵押，達成交易。這中間僅僅是物資在流動，帝國馬克隻承擔估價單位的作用。帝國無法在其中以收割任何收益。並且共和國必然還有自己的資金渠道，比如各種充當白手套的私人投資銀行等等。
對帝國來說，這種情形一點都不有趣。
“到那個階段，已經算不上挑戰，而是嚴重動搖甚至會逐漸侵蝕、粉碎帝國的根基。長久以來帝國為了構建和維持新秩序體係，付出了巨額的成本，不得不維持龐大的軍事開支以及一定程度的對外逆差來保持流動性，但隻要可以收割下去，那麼帝國的貿易逆差和高額軍費都是值得的，最後總能得到超額回報……但現在而言，帝國付出了成本，消費了影響力，卻得不到相應的收益了。”
如果帝國拋棄一家獨大的新秩序回歸多邊主義的國際協調也是一條道路，但這並不代表轉變了就一定會成功，國家體製和社會與觀念驟變，最容易催生混亂與內戰，如果大國轉向如此容易，某個紅色帝國也不會一夜之間轟然倒塌。
對大國而言，調頭是一件困難的事情，如果能輕易改變生存方式或者社會製度，那麼曆史上諸多大帝國早就那麼幹了。這也就是為什麼帝國必須在危險還在萌芽狀態就予以扼殺，如果不行就要立即著手直接的，有力的，實質性的，針對共和國的打擊。
隻要共和國以這種方式活著一天，帝國和新秩序都有解體的風險，等到共和國危險正式浮上水麵再來做這件事，非但沒有必勝的把握，甚至有沒有超過一半把握也很難說，到那個時候，不管帝國是否樂意，都不得不去賭這個一半一半，這對於國家戰略的選擇而言，無疑是最糟糕的情況。
看似有選擇，實際上沒有，因為隻有糟糕和更糟糕的區別。如果不解決眼前的問題，日後哪怕找到再多的錢包，也填不飽帝國的肚子，甚至會越來越餓，最終隻能在自我崩壞和毀滅世界之中做選擇。
“羅蘭未必能預測到這個地步，但新技術步入正軌，各種效果顯現出來後，他必然會注意到各種現象，從中推導出結論。到時候他或許會設法延緩相關進程，阻止火車對撞的情形出現。不過到時候又有誰會去聽他的呢？”
或許如羅蘭所說，人類的行動出發點都是善意，都是以謀求幸福為己任。然而一個人、少數人的善意是無法改變世界的，也無力撬動曆史發展的軌跡。
將國家政策決定的基礎乃至世界的命運寄托在對善意的期待之上，這是大錯特錯與不切實際。
能夠相信的，能夠依賴的，唯有以惡意為思考基點，經過周密計算得出的結果而已。
“這場紛爭對我們和共和國有著同等重要的價值，他們不能輸，我們也是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