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每一分鍾都在增加的壓迫和負擔之下，逃亡或者借高利貸贖身，舉家遷入城市去工廠打工就成了必然的選擇。可這一來就造成從事農業的勞動力人口持續下降，地主為了阻止農奴離開，不斷提高贖金，或者幹脆用暴力阻止農奴離開，這就導致矛盾和衝突進一步升級。
除了農奴和地主之間的矛盾，新興的資本力量與傳統的地主、貴族階級的矛盾也在快速積累增加。
由於備戰的需求、國家對工業發展的政策扶持、新技術的持續注入，公國的資本力量發展可以用進展迅猛來形容。伴隨著國內市場的擴大，各類工廠開始大量取代傳統手工作坊。當城鎮人口已經無法滿足日漸擴張的工廠對勞動力的需求時，雇主們赫然發現公國絕大多數的勞動力正被鎖鏈鎖在農田裏。隨之而來的便是勞動力價格持續上漲，受人工成本的影響，各種產品價格居高不下，市場消費意願普遍不強，完全無法和性能更好、價格相對適中的帝國同類產品競爭。這對正在發展階段的公國資本力量可謂打擊嚴重。
縱觀以上種種現象，不難得出一個結論:幾個世紀以來，農奴製度都是公國的基石，但麵對眼下的困局，如果公國不做出改變。曾經的基石一樣可以拿來當墓石用。
充分理解這一點後，公國以沙皇尼古拉二世的名義頒布《廢除農奴製度敕令》既符合現實需求，也順應民意。可這一紙敕令並未讓公國內部的矛盾和衝突平息下去，反而是讓矛盾越發尖銳激烈了。
任何自上而下，旨在彌平社會矛盾的改革，都必須以自上而下的利益釋出為基礎。隻有這樣才能使最底層的民眾獲得足夠改善生活狀況的必要資源。但又有多少上位者肯做出改變，鬆一鬆手掌，讓利益從指縫裏漏出一些，施舍給螻蟻一般的民眾呢?或許會有明智之人認識到狀況，可這些人終究隻是少數，不足以改變整體局勢。更何況全公國最大的地主就是沙皇本人，要讓“小爸爸”主動割肉給“牲口”……怎麼想都覺得不靠譜。
所以，所謂廢除農奴製的實質，隻是公國上層基於國內危機被迫仿效查理曼、阿爾比昂曾經的行為，是一場以騙代奴的忽悠戲碼而已。不過是將“農奴”的頭銜換成了“佃戶”，給予了他們基本的人身自由和政治權力。理論上來講，在司法層麵上，這些人享有和地主一樣的地位，而且還能在地方自治的“縉紳會議”上投票。可這沒有任何實際意義，隻要沒人買票，選舉權不可能憑空變出麵包。而有了人身自由又如何?這對養家糊口有幫助嗎?至於司法上的“平等”同樣沒有意義，以公國的狀況，有錢人和權力者有太多太多的辦法去處理糾紛了，不談買凶殺人之類的“粗暴手段”，光打官司產生的費用就足以讓一般家庭破產，全家流落街頭，或是受不了壓力自殺和被送進瘋人院。遑論其它手段。
從結果上來講，公國廢除農奴製的行為隻是拿走了物理上的鎖鏈，無形的鎖鏈依然存在。施舍給農奴“自由”，無非是讓他們從被皮鞭催著幹活向自覺自願沒日沒夜勞作轉變，或是方便這些勞動力走出農田，向需要他們的地方流動而已。
大部分人選擇了後者，成千上萬人離開了世代居住的土地走入城市，湧入城市蓬勃發展的工業化潮流之中。大量勞動力的加入使得公國工業發展堪稱令人振奮。並且出現了從糧食、原材料出口向初級工業品加工發展的跡象。然而好景不長，迅速增長的城市勞動力很快就趨於飽和，超出了需求上限，直接導致勞動力價格走低，失業率不斷增長。因為有一技之長或足夠幸運的人固然保住了工作，但也隻能勉強糊口，嚐盡貧困滋味；那些沒了土地又沒了工作的人被迫流落街頭，成為貧民窟裏的流民。這些連社會底層都無法立足的人在現實的折磨下紛紛轉變成暴徒、無政府主義者、犯罪者以及其它不安定因素。
與之相對，底層日益加劇的貧困嚴重削弱了公國的國內消費市場，產品滯銷、利潤下降的現象越發嚴重，導致資本家持續縮減生產規模以降低成本，反過來又減少了就業機會，增加了失業率，從而將更多人推落貧困線以下的懸崖。與此同時，由於投入生產已經無法獲得利益，大量資本開始向投機市場流動，遊資不斷抬高或壓低各種生產、生活必需品的價格獲利，嚴重擾亂市場，進一步加劇了底層的貧苦。
在各種因素的相互作用下，公國的社會正日趨混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