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國以來，周恩來一貫重視遵照辯證唯物論的立場觀點和方法，正確認識和處理經濟建 設中各種複雜的矛盾和關係，他認為這是直接影響經濟工作全局的一個大問題，他說過：“做 好工作決定於處理好各種關係，看出工作的重點所在。”在建國以來的各個不同發展階段， 周恩來非常關注經濟工作實際進程中所暴露出來的各種矛盾，善於抓住主要矛盾，提出行之 有效的對策，理順各種關係，促進國民經濟健康、持續、快速地發展，這一點在實施發展國 民經濟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和 60 年代初期調整國民經濟實踐得到充分的證明。相反，每當 我們陷入主觀主義、形而上學的泥坑時，不可能正確處理經濟建設中的各種矛盾，理不順各 種關係，整個經濟秩序陷入混亂，毫無疑義，我國經濟建設就要遭受破壞和損失。這一點在 “大躍進”運動和十年浩劫中表現得十分突出。在這個重大問題上，周恩來經濟思想給我們 留下了寶貴的經驗。
第三，一貫。在領導經濟工作的指導思想上，一貫注意防右反“左”，力求減少錯誤傾 向對黨對人民利益所造成的損失，這又是周恩來經濟思想和實踐的一個重要特點。經濟工作 是黨領導我國全麵建設社會主義偉大事業的重要組成部分，又是同人民生活息息相關的大 事。周恩來在黨內半個多世紀以來的政治生活中，深深懂得，無論黨內發生右的或者是“左” 的錯誤，都要損害甚至斷送中國的革命和建設事業，歸根到底是人民大眾遭災難。周恩來身 為共和國的開國總理，他最為重要的工作，是國家的經濟建設，而經濟建設和改善人民生活， 兩者的關係必須處理好。周恩來反複強調過，經濟建設的發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的一斂性。 他還常講這樣一句話：“樂人民之樂，憂人民之憂。”他為了使經濟建設健康地迅速地得到發 展，對待經濟工作中的錯誤傾向，一是觀察敏銳；二是及時提醒；三是妥善處理；四是重在 總結。這樣做．使一旦出現的錯誤傾向獲得迅速的糾正，把損害減少到最低的限度，1956 年及時糾正經濟建設中的冒進傾向就是這樣做的。“大躍進”運動和反右傾鬥爭的錯誤給黨 和國家帶來巨大損失，人民生活遇到了嚴重的困難。針對這個深刻的教訓，1962 年 2 月 2 日，周恩來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期間，參加福建小組討論時發言指出：關於黨內鬥爭，反 右出“左”，反“左”出右；有啥反啥，有多少反多少；有就反，沒有就不反；內部、敵我、 界限要明；批判從嚴，處理從寬。這是正確進行黨內鬥爭的經驗總結。他還強調，反右防“左”， 反“左”防右，不主張搞“一刀切”，更不能隻反右，不反“左”，更不能搞人為製造的反右 鬥爭或者擴大化的反右鬥爭。能夠這樣總結正確開展黨內反傾向鬥爭的經驗，在 60 年代之 初，寧“左”勿右思想籠罩黨內的情況下，是需要無私無畏的勇氣，需要對黨對人民事業高 度負責的精神的。在十年浩劫中，周恩來以“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我不入虎穴，誰入虎 穴”的決心和行動，與全局性的嚴重的“左”傾路線抗衡，批判極左，力挽狂瀾，同林彪、 江青一類黨內反革命鬥爭，針鋒相對，不屈不撓。做到了他生前常說的一句話，為維護黨和
人民的利益，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在“文革”的逆境中，他以大局為重，忍辱負重。在重 病纏身而“四人幫”活動加劇的時候，周恩來說過：人民是公道的，相信黨和人民的大多數， 常言說“風物長宜放眼量”，會有公斷。總之，建國後的 26 年來，周恩來在領導我國社會主 義建設的實踐中，始終堅持防右反“左”的一貫性，充分表現了他鮮明的馬克思主義立場和 對人民利益高度負責的精神。
周恩來經濟思想和實踐所具有的求實、全麵和一貫的特點，集中起米其突出的特色就是 利國利民。這來源於他對祖國人民的忠誠和獻身，也同他近乎天才的智慧與能力相聯係。美 國外交家、1973 年擔任美國政府駐中國首都聯絡處主任的戴維?布魯斯在為悼念周恩來而 寫的題為《光輝的品格》一文中指出：“中華人民共和國總理周恩來，無論用什麼標準來衡 量，都是當代最了不起的政治家之一。”“周恩來在政府的管理工作中顯示出近乎天才的能力。 實際上，他掌管了國內經濟和政府為他的數以億計的同胞們所操心的事情，與此同時，(始 終在毛同意的情況下)他還指導對外政策。”這樣的評價是客觀的、公正的。周恩來對我國內 政外交所作出的貢獻不僅僅在於他具有“近乎天才的能力”，更重要之點，正像美國著名記 者阿爾登?魏特曼所說的：“他的壓倒一切的願望就是要把中國建設成一個強國。”這是千真 萬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