設擺在首位一、建國伊始，提出“生產是我們新中國的基本任務”
領導國家的無產階級政黨，是否把經濟建設擺在國家生活中的首要地位，是關係社會主 義事業發展的全局性的根本問題，是關係黨、國家和人民的前途命運的大事。在這個重大問 題上，周恩來始終保持著清醒的頭腦，並為此作出了不懈的努力，留下許多閃光的思想和實 踐。
周恩來以革命的膽略和嫻熟的領導藝術，在錯綜複雜的矛盾中，正確把握全局的重點。 1949 年 12 月，周恩來明確指出：“現在，全國的工作已經開始從軍事方麵轉向建設方麵。” “生產是我們新中國的基本任務。”他並具體說明：“當前生產任務的重心是恢複而不是發展， 當然也不排斥可能而且必要的發展。”但是整個說來，首先是需要恢複，然後再在這個基礎 上發展。他強調“農業的恢複是一切部門恢複的基礎，沒有飯吃，其他一切就都沒有辦法。” “誰忽視了農民和農業，誰就要犯錯誤。”他要求從中央各部委到各級領導機關樹立整體的 觀念，把握工作的重點，發揮自己在建設新中國中應有的作用。周恩來這樣提出問題和處理 問題的方針對全黨解決麵臨新的曆史任務無疑是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的。
自 1949 年 10 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麵對國民黨反動統治遺留下來的廢墟。數以百 萬計的反動軍隊有待肅清，華南、西南、西北一部分國土尚待解放；各級新的政權需要建立 和鞏固，仍在猖狂地進行破壞搗亂的反革命勢力必須鎮壓；長期戰爭和反動統治。造成經濟 蕭條、通貨膨脹、災區救濟，失業安置等問題急待解決，總之，在徹底完成民主革命任務的 同時，為有計劃大規模地進行經濟建設需要積極創造條件，為實現從新民主主義向社會主義 過渡需要進行大量的準備工作。而在這當中，根本解決財政經濟的極端困難和混亂，是擺在 黨和政府麵前最為迫切的任務。為此，在周恩來和陳雲主持下，製止通貨膨脹，穩定物價， 統一全國財政經濟工作；恢複工業、農業、交通等各項生產事業，製定稅收、工資、物價、 出口貿易、發行公債、救濟安置失業人員的政策、法令和措施，恢複市場、安排人民生活等 方麵，做了大量的卓有成效的工作。1950 年 6 月爆發朝鮮戰爭。作為中央軍委主持日常工 作的副主席的周恩來，立即籌組東北邊防軍，參與製定“抗美援朝，保家衛國”的重大決策， 協助毛澤東製定中國人民誌願軍的戰略和戰役方針，並在後勤支援上作了極大的努力。同時， 他堅決貫徹“邊打、邊穩、邊建”方針，做好國內工作，使恢複國民經濟的任務得以順利完 成，以他的領導實踐，實現了他自己提出的關於生產是新中國的基本任務的正確主張。
二、一屆人大，宣告“經濟建設工作在整個國家生活中已經居於首位”
當我國進入有計劃的大規模的社會主義建設的時刻，周恩來在 1954 年 9 月第一屆全國 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上所作的《政府工作報告》中，首次明確指出：“經濟建設工作在 整個國家生活中已經居於首要的地位。”隨後，他對這個論斷又作了科學的分析：
首先，從根本目的來看，周恩來指出：“我國偉大的人民革命的根本目的，是從帝國主 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壓迫下麵，最後也從資本主義的束縛和小生產的限製下麵， 解放我國的生產力，使我國國民經濟能夠沿著社會主義的道路得到有計劃的迅速的發展，以 便提高人民的物質生活和文化生活的水平，並且鞏固我們國家的獨立和安全。”近百年來， 中國人民遭受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以及官僚資本主義的壓迫，造成國弱民窮，要解決中華民 族的獨立、統一、民主和富強是中國共產黨人的曆史使命。在徹底完成了新民主主義革命之 後，獲得了民族獨立、國家統一、人民民主，然而，近代中國沒有完成工業化的進程這一曆 史任務仍然沒有解決。而這一任務不真正解決，那麼，已經獲得的獨立、統一、民主也是無 法的鞏固，而且有可能出現得而複失的危險。所以，從中國人民革命根本的目的的高度來認 識經濟建設在國家生活中所處的地位是十分正確而深刻的。
其次，從客觀條件來看，周恩來指出：“在 1949 年至 1952 年間，中央人民政府按照中 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的規定，先後完成了全國大陸的統一，完成了土地製度的改革， 進行了廣泛的和深入的鎮壓反革命運動和各種民主改革運動，恢複了遭受長期戰爭破壞的國 民經濟，著重地發展了社會主義的國營經濟和各種類型的合作社經濟，初步地調整了公私營 工商業之間的關係，這一切都為有計劃地進行經濟建設和逐步過渡到社會主義社會準備了必 要的條件。隨後，從 1953 年起，我國就開始了經濟建設的第一個五年計劃，著手有係統地 逐步地實現國家的社會主義工業化和對農業、手工業的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 根據上述的我國政治經濟形勢，提出經濟建設工作在整個國家生活中已經居於首要的地位， 無疑是有著充分的客觀依據的。
再次，從其重要性來看，周恩來指出：“大家知道，我國原來是一個落後的農業國，現 在要把我國建設成為一個強大的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工業國家，這是一個很偉大而艱巨的任 務。毫無疑問，為了實現這個任務，無論在經濟方麵或者財政方麵，都是有很多困難的。” 那麼，出路在哪裏呢？周恩來明確提出：從最根本的方麵說來，這就是要依靠我們全國人民 同心協力，艱苦奮鬥。必須用全力來實現憲法所規定的我們在過渡時期的總任務，而這裏最 主要的事情，就是我們人人都要關心提高我們國家的生產力。我們必須了解，增加生產對於 我們全體人民，對於我們國家是具有決定意義的。隻有生產不斷地增加，不斷地擴大，才能 逐年地克服我們人民的貧困，才能鞏固我們革命的勝利，才能有我們將來的幸福。”周恩來 立足於依靠全國人民來完成變落後農業國為先進工業國的使命的思想，立足於正確處理當前 利益和長遠利益的關係的主張，充分顯現了他對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的深刻理解和作為黨和 國家領導人的膽略。
周恩來不僅是言者，也是行者。周恩來在處理千頭萬緒而繁重的內政外交的國事方麵有 著非凡的本領。周恩來工作忙而有序，像彈鋼琴一樣節奏分明，而節奏的最強音始終是經濟 建設。周恩來認為，外事服從內政，內政為了經濟建設。他常說，政府工作的重點，就是組 織領導經濟建設。外交（包括外貿和援外）的目的是要采取造成一個和平、穩定、內外交流、 互通有無的國際環境；內政是要建立和開創一個民主、自由、安定團結的生動活潑的政治局 麵。而這一切努力都為了國家經濟建設。
在這樣的思想指導下，建國之初，為開創一個有利於經濟建設的國際環境，周恩來於 1950 年春同毛澤東一道赴莫斯科與斯大林談判，簽訂了《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並簽訂 了《關於中國長春鐵路、旅順口及大連的協定》和《關於貸款給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協定》，收回了中長路、旅大的主權和一切權利，取得了一年貸款。新中國的和平友好外交從蘇聯開 始，擴大到東歐人民民主國家。1952 年秋，周恩來第二次到莫斯科，向蘇聯政府介紹我國 經濟狀況，並提出了希望蘇方援助的具體要求，經過談判，雙方協定的第一批援助項目是 90 項，第二批是 51 項。到 1956 年，經過對一些項目進行調整合並，又追加了一些新項目， 共計 156 項，折合 19 億美元，加東歐的 7.3 億美元，總計 26.3 億美元。這些項目成為我國 第一個五年計劃中的工業骨幹項目。隨後，為創亞非國家外交關係的新局麵，周恩來於 1953 年出訪印度、緬甸，發表中印、中緬聲明，宣布了和平共處的五項原則；1954 年又出席日 內瓦會議，簽訂了印度支那停戰協定；1955 年出席萬隆會議，提出了“求同存異”的方針， 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同期，周恩來也積極爭取與歐洲國家建交。這一切外交活動，都為國內 經濟建設創造了較為和平穩定的國際環境，在平等互利基礎上，開展國際貿易、往來、技術 合作，爭取了外援，促進了國內建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