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同一思想指導下，建國之初，周恩來協助毛澤東領導徹底完成民主革命的遺留任務， 領導政務院為爭取國家財政經濟狀況的基本好轉進行了複雜繁重而有效的工作；接著，又參 與製定了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和總任務，並協助毛澤東領導了全國範圍的農業、手工業、 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在進行“三大改造”過程中，他也非常明確地指出過：“生 產是中心，三大改造也要以生產來推動。一切都要靠生產，生產是主要環節。”
綜上所述，周恩來在理論上作出了“經濟建設在國家生活中已經居於首要地位”這一 科學的論斷；在實踐上，他緊緊地圍繞著經濟建設這個中心，成功地解決了內政外交一係列 的重大國事，使我國大規模經濟建設有了良好的開端。
三、60 年代初，強調“現在麵臨著社會主義建設的偉大任務”
中共八大宣告：社會主義社會製度在我國已經基本上建立起來了。黨和全國人民當前的 主要任務，就是要集中力量發展社會生產力。“把我國盡快地從落後的農業國變為先進的工 業國。”逐步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的需要。這表明，我國社會開始進入社會主義初 級階段，理所當然應該把經濟建設放在國家生活中的首要地位。但是，由於“左”傾錯誤開 始抬頭，從 1958 年起，強調在繼續完成政治戰線上和思想戰線上的社會主義革命的同時， 把工作著重點放在社會主義建設上，這種含糊不清的提法，難以真正實現黨和國家工作重點 的轉移，而隻能導致以政治戰線和思想戰線社會主義革命“推動”下的“大躍進”的掀起。 三年“大躍進”和“反右傾”的錯誤，加上當時的自然災害和蘇聯政府背信棄義地撕毀合同， 我國國民經濟在 1959 年到 1961 年發生嚴重困難。國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損失。
在這樣的情況下，忠於“堅持真理，修正錯誤”根本立場的周恩來，在國民經濟調整的 初期，以徹底的唯物主義者的態度在正確分析和估量我國階級關係和階級鬥爭趨勢的基礎 上，1962 年重新強調“現在麵臨著社會主義建設的偉大任務”。為真正實現工作重點轉移作 了不懈的努力。
黨的“八大”以後，對階級關係現狀的估計特別是對於知識分子和民族資產階級分子的 估計，逐步離開了“八大”的軌道，出現了反右派鬥爭擴大化的嚴重錯誤和對知識分子采取 越來越“左”的政策。周恩來根據以調整為中心的“八字”指導方針，從我國實際出發，1962 年 3 月，在二屆三次人代會上所作的《政府工作報告》中，對知識分子和資產階級分子的現 狀作了實事求是的分析，指出：“我國知識分子的狀況，已經同解放初期有了很大的不同。 新社會培養出來的大量年輕的知識分子，他們正沿著‘又紅又專’的道路成長。從舊社會過 來的知識分子，經過 12 年的鍛煉，一般地說，已經起了根本的變化。知識分子的絕大多數， 都是積極地為社會主義服務，接受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並且願意繼續進行自我改造的。毫無 疑問，他們是屬於勞動人民的知識分子。我們應該信任他們，關心他們，使他們很好地為社會主義服務。如果還把他們看作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顯然是不對的。”同時指出：“民族資 產階級分子的絕大多數，在社會主義改造中已經取得進步。他們接受社會主義改造和為社會 主義服務的積極性，有了進一步的提高；他們在改造成為自覺的社會主義勞動者的過程中是 有成績的，他們中間有一部分人已經改造成為勞動者。”對於階級鬥爭的趨勢，他指出：“我 國的階級鬥爭形勢，正如毛澤東主席在 1957 年所指出的，革命時期的大規模的急風暴雨式 的群眾階級鬥爭已經基本結束，但是，階級鬥爭並沒有結束。”他明確指出：“我國階級鬥爭 總的趨勢是波浪式的，但是向著和緩的方向發展。如果認為階級鬥爭已經結束或者短期內就 可以結束，是不對的。同樣的，如果認為階級鬥爭不是向著和緩的方向發展，而是不斷尖銳 化，也是不對的。”周恩來這些論述是符合我國實際的馬克思主義的分析，承認在社會主義 社會裏仍然長期存在著階級鬥爭，但是，既要反對階級鬥爭熄滅的右的觀點，也要反對階級 鬥爭越來越尖銳的“左”的觀點，旗幟鮮明地指出階級鬥爭向著和緩的方向發展，這就全麵 地、正確地闡明了我國社會主義社會階級鬥爭的客觀規律。實踐證明，如果違反了這個客觀 規律，就要遭到曆史的懲罰。周恩來在當時能夠對我國社會階級鬥爭發展規律具有這樣的真 知灼見，並明確地提出了自己的觀點，表現了他的革命膽略和理論勇氣，是具有深遠意義的。
基於對我國階級關係現狀和階級鬥爭總趨勢的正確分析，周恩來在 1962 年 3 月二屆三 次人大會議上所作的《政府工作報告》和 1962 年 4 月三屆二次政協會議上的講話中，重申 了把經濟建設放在國家生活的首要地位。他指出：社會主義改造在我國進行得比較順利比較 快。進入了社會主義建設階段，“現在麵臨著社會主義建設的偉大任務”。“現在要團結一切 可以團結的力量，動員更多可以動員的因素，來參加社會主義建設，擴大我們的民主生活。 這就是我們的新任務。”這是為真正實現黨和國家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建設上來又一次 重大的努力，對於全黨擺正社會主義條件下階級鬥爭與經濟建設的關係具有積極的意義。在 當時的曆史環境中這樣認識問題和處理問題，是極不尋常的，體現了堅持馬列主義的革命家 的風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