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之所以在這個重大問題上保持清醒的認識，這同他對社會主義的正確理解是分不 開的。1962 年 9 月 22 日，周恩來在會見西歐一位外賓的談話中，著重談到了他對社會主義 的認識。他說：“現在我們搞什麼？搞社會主義。我們把在中國建設社會主義看作是一個長 期的任務。社會主義是共產主義的第一階段，還不是共產主義社會。在我們看來，建設社會 主義是長期的。”“社會主義是指生產關係而言，同時也表現在生產力上。”他還說：“現在中 國很窮，很落後，離富強的要求還很遠，需要幾十年才能趕上去。因此我們黨和國家的政策 和指導思想是一切為了有利於生產關係的改進，生產力的發展和物質財富的增加。如果政策 收不到以上效果，那就應該予以糾正。”他在這裏表明的馬克思主義的見解至今仍然具有重 大的指導意義。
1961 年 1 月，八屆九中全會正式通過了由李富春、周恩來提議的“調整、鞏固、充實、 提高”的方針，隨即在劉少奇、周恩來、陳雲、鄧小平等同誌主持下，製定和執行了一係列 正確的政策和果斷的措施，這是我黨領導開始全麵建設社會主義階段中的重要轉變。周恩來 在這個重要轉變的關頭，為糾正錯誤，克服困難，繁榮經濟，做出了巨大的努力。他全力以 赴，精心策劃，周密組織，千方百計地動員和組織全國各族人民為恢複和發展國民經濟共同 奮鬥，以致得以在短短的五年時間裏，我國社會主義建設不僅走出了困境，而且有了可喜的 進步。
四、“文革”之初，呼籲“經濟工作一定要緊緊抓住，生產絕不能停”
“文化大革命”是我國社會主義發展史上一個特殊而複雜的階段。經濟建設極端困難， 社會秩序全麵混亂。周恩來為保證經濟建設工作正常進行，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進行了不懈的鬥爭，對“左”傾嚴重錯誤進行了堅決的抵製。 “文革”之初，全國迅猛地陷入了反常的狀態。學校停課“鬧革命”；到處揪鬥、遊街；大中城市掀起所謂“破四舊”的狂潮；工農業和各行各業遭受猛烈的衝擊；生產指揮係統開 始失控。周恩來麵對此情此景，十分焦慮。他意識到，這場“革命”越鬧越大，將會破壞我 國的社會主義生產力，產生比“大躍進”更為嚴重的後果。他經常找國務院主管經濟部門的 負責同誌了解和研究問題。有一次，周恩來說：你們可得幫我把住經濟工作這個關啊！經濟 基礎不亂，局麵還能維持，經濟基礎一亂，局麵就沒法收拾了。所以，經濟工作一定要緊緊 抓住，生產絕不能停。生產停了，國家怎麼辦？不種田了，沒有糧食吃，人民怎麼能活下去？ 還能鬧什麼革命？這是周恩來在國家處於特殊反常的環境下，繼續堅持把經濟建設工作放在 國家生活的首要地位的正確主張，為國為民，寓意深刻。
麵對“大串連”對交通運輸乃至整個經濟建設秩序的衝擊，1966 年 9 月 15 日，周恩來 在接見全國各地來京師生大會上講話時著重指出：搞好工農業生產關係很大。它關係到我國 社會主義建設，關係到第三個五年計劃，關係到城鄉人民生活。他要求：為了有利於工農業 生產的正常進行。大中學校的紅衛兵和革命師生，不要到工廠、企業單位和縣以下的機關、 農村人民公社進行革命串連。指出：工廠、農村不能像學校那樣放假，停止生產來搞革命。
麵對工交係統即將遭受“文革”的全麵大衝擊的形勢，周恩來同陶鑄、餘秋裏、穀牧等 堅持社會主義建設的廣大幹部和工人一起，竭盡全力防止“文革”把工交企業全盤搞亂，頑 強地抵製中央文革小組一夥人要搞亂工廠農村的行徑。在最嚴峻的考驗麵前，周恩來挺身而 出，針鋒相對，力挽狂瀾。但是，“文革”大勢業已釀成，工交企業已被卷進去，在這種情 況下，周恩來努力把抵製鬥爭引向疏導，他語重心長地在工交座談會上講了一番話，他說： 現在的形勢是工交欲罷不能。浪潮來了，要站在浪潮的頭裏，因勢利導，順勢搞下去，就能 領導，背著浪頭會被浪頭衝掉。既然已經擋不住，不如疏導。他還說：這個懲罰是我們過去 造成的。我們不來承受誰承受？我們不來入地獄誰入地獄？我們不來入虎穴誰入虎穴？周恩 來就是以這樣的胸懷和精神，在那動亂的年代中，堅持努力使經濟建設工作能夠正常進行， 力求盡可能減少損失，嘔心瀝血，日夜操勞，忠實地履行著他的職責。
從 1966 年底到 1968 年整整兩年間的“天下大亂”的歲月裏，周恩來曾先後提出：（1） “工人請願不要妨礙生產。”工人同誌要保證安排好生產，不要妨礙生產和交通運輸。（2）農 業生產鼓勵“藏富於民”，“必要的獎勵政策不能叫物質刺激。過去實行獎勵政策是需要的。 對產棉花地區要給些化肥和糧食。使他們的生產恢複得快些。我們出口一噸大米可以換回一 點七噸小麥或兩噸玉米，換回來外彙，很有利嘛！”（3）“不許中斷鐵路輪船交通”。“鐵路輪 船關係到全國交通命脈，決不能中斷。”（4）“聯合起來，保護海港運輸。”他嚴正指出：由 於廈門海關和港務局各分兩派，無人檢查，致英國商船到來後無法靠岸，而該船有三個病號， 吃喝均成問題。這種違犯國法、影響祖國信譽的行動，是極端錯誤的，是絕對不能容忍的。 （5）針對各地武鬥出現，周恩來草擬了《製止武鬥措施》的指示。要求取消武鬥專業隊；按 係統歸口接受革命大聯合三結合；革委會、軍管代表要保證任何工人職員不得被趕離本生產 崗位。凡自動脫離不回廠者要限期回廠，逾期不歸的扣發工資，半年不回的開除；停止脫離 生產和工作崗位的自由串連。（6）1968 年 12 月，周恩來提出組織起來編製 1969 年計劃，隨 後，成立了有軍代表、老幹部和革命群眾代表參加的起草小組。這是扭轉兩年來經濟工作無 計劃無政府狀態的一次重大的努力。從 1969 年起，經濟建設從全麵混亂的困境中轉向回升。 自從 1971 年“九·一三”事件後，周恩來在毛澤東的支持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經濟建 設有了轉機。周恩來以高度的馬克思主義勇氣，提出批判極“左”思潮，要消除林彪一夥對 經濟工作破壞性的後果，努力排除江青一夥的搗亂，重申黨中央過去一些行之有效的政策措 施，使經濟工作從癱瘓狀態逐步恢複。
我國社會主義發展史表明，周恩來關於經濟建設在國家生活中已經居於首要地位的思想，是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鄧小平一貫倡導的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思想先導。能否堅持這一 重大原則，關係到我國社會主義事業的成敗興衰。周恩來這個思想及其實踐，正是正確認識 和運用社會主義社會發展客觀規律的深刻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