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周恩來敏銳地觀察到世界科學在最近二三十年中，有了特別巨大迅速的進步。“現 代科學技術正在一日千裏地突飛猛進。生產過程正在逐步地實現全盤機械化、全盤自動化和 遠距離操縱，從而使勞動生產率提高到空前未有的水平。各種高溫、高壓、高速和超高溫、 超高壓、超高速的機器正在設計和生產出來。陸上、水上和空中的運輸機器的航程和速率日 益提高，高速飛機已經超過音速。技術上的這些進步，要求各種具備新的特殊性能的材料， 因而各種新的金屬和合金材料，以及用化學方法人工合成的材料，正在不斷地生產出來，以 滿足這些新的需要。各個生產部門的生產技術和工藝規程，正在日新月異地變革，保證了生產過程的進一步加速和強化，資源的有用成分的最充分利用，原材料的最大節約和產品質量 的不斷提高。”依據科學技術的進步對整個生產發展的直接的巨大的促進作用，1956 年 1 月， 周恩來高瞻遠矚地提出：“科學技術新發展中的最高峰是原子能的利用。原子能給人類提供 了無比強大的新的動力源泉，給科學的各個部門開辟了革新的遠大前途。同時，由於電子學 和其他科學的進步而產生的電子自動控製機器，已經可以開始有條件地代替一部分特定的腦 力勞動，就像其他機器代替體力勞動一樣，從而大大提高了自動化技術的水平。這些最新的 成就，使人類麵臨著一個新的科學技術和工業革命的前夕。”周恩來預言，這個革命，就它 的意義來說，遠遠超過蒸汽和電的出現而產生的工業革命。這個預見，到了 20 世紀 90 年代 的今天，已經被實踐完全證明了。
二是周恩來充分地認識到新中國是脫胎於不僅是經濟貧窮而且又是科學文化落後的 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舊中國，而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後二三十年世界科學技術的巨大進步，遠遠 地把我國拋在科學發展的後麵。1956 年 1 月，周恩來鄭重地指出了我國科學文化力量和科 學技術狀況，這就是：我國的科學文化力量目前比蘇聯和其他世界大國小得多，同時在質量 上也要低得多，這同我們 6 億人口的社會主義大國的需要很不相稱。我國的科學和技術的狀 況仍然是很落後的。不但世界科學的很多最新成就，我們還沒有能夠掌握和利用，而且就是 目前我國建設中的許多很複雜的技術問題，我們也還不能獨立解決。科學技術上的落後同理 論科學基礎的薄弱是分不開的，而正是在科學研究方麵，我們投入的力量最少。根據上述的 落後狀況，周恩來大聲疾呼：“我們必須急起直追，力求盡可能迅速地擴大和提高我國科學 文化力量，而在不太長的時間裏趕上世界先進水平。這是我們黨和全國知識界、全國人民的 一個偉大的戰鬥任務。”
周恩來把科學技術現代化作為“四化”的關鍵的正確論斷具有重大的理論意義和實踐 意義。周恩來這樣提出問題，歸根到底是由於他對科學技術與生產的辯證關係有著深刻而透 徹的理解。1957 年 6 月，他曾指出：“科學和生產密切結合。生產對於科學是根本的推動力 量。”同時還指出：“科學技術研究的基本任務，是為了發展生產，同自然界做鬥爭。如果不 把我國現有的科學力量適當地組織起來，密切地聯係社會主義建設的需要，作出比較全麵的 和長期的規劃，那麼，我國科學事業的發展，就沒有了方向，就不可能收到我們預期的效果。” 1978 年，鄧小平提出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的重要論斷，對科學技術與生產的辯證統一關 係作出了全新的概括，對科學技術發展戰略在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的地位和作用的認識， 有了進一步的發展和突破。
四、人才問題是實現“四化”的最終決定性的因素周恩來深深懂得，人才問題是實現“四化”的最終決定性因素。早在 1959 年他就指出： “搞獨立的經濟體係和尖端技術，沒有人才是不行的。要建立經濟體係，掌握尖端技術，關 鍵在於人才。一個是自然科學方麵的人才，一個是社會科學的人才。大量的是自然科學方麵， 少量的是社會科學理論隊伍。我們理論隊伍固然缺，科學技術隊伍也缺，兩方麵都要加強， 特別是科學技術隊伍需要量很大。”周恩來把人才問題作為中國經濟發展戰略的一個重要組 成部分，這個見解是頗為深刻的。
周恩來反複強調過：“培養大批的建設人才，是我們現在最中心的問題。”他說：像我們 這樣一個大國，不可能設想不產生廣大的建設人才，問題就在於我們抓好科學、教育這一環。 所以，發展科學、教育，也是現在一個中心的任務。周恩來上述兩段話分別在 1953 年和 1959 年講的，前者是正當我國即將開始大規模的有計 劃經濟建設的時刻，後者是在“以鋼為綱” 的“大躍進”年代，盡管背景不同，但他始終如一地把培養大批建設人才擺在中心地位，是 有遠見卓識的。近二三十年世界各國經濟發展趨勢已經充分表明，經濟發展戰略的確定正確與否固然重要，但是，歸根結底是取決於人才的實力強弱。二三十年前，周恩來已經這樣認 識問題和提出問題，顯然是極其難能可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