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算是學者的話，出道實在太晚，我的同齡人都已經揚名立萬的時候，我還不大知道學術是怎麼回事。晚，一來是自己懵懂，看書倒是喜歡，但卻遲遲不知自己稀罕的這點玩意，原來就是學術；二來是時運不濟，自己喜歡的文史學不成，卻稀裏糊塗去學農機，雖然偶爾在演算習題和畫機械圖的空隙裏看點閑書，頂多也是幻想說不定以後可以當回作家。後來總算明白點事兒，不再做夢當作家，改寫學術論文，也經常不安份，寫著寫著，就變成隨筆散文，把自己弄得活像是四不像。
這個集子包括《武夫當權——軍閥集團的遊戲規則》、《鄉土心路八十年——中國近代化過程中農民意識的變遷》、《再說戊戌變法》、《鄉村社會權力和文化結構的變遷（1903—1953）》、《近代史上的雞零狗碎》、《大曆史的邊角料》六本。
第一本書，是我的碩士論文，當時我初涉學術，半懂不懂，覺得軍閥史好玩，裏麵亂七八糟，頭緒特多，就一頭紮進去做，整整一年半，泡在北圖，中午就啃個麵包充饑。結果做下來，將要答辯的時候，我所屬的教研室有某權威教授，說我越出範圍了，即使答辯也通不過。當時，我在人民大學黨史係，按他們的說法，黨史係的人，就隻能做中共黨史的題目，做了別的，就是犯規。顯然，我很不服氣，當時我的同學，有很多人論文兩個星期就做出來了，一樣通過，我費這麼大勁，點燈熬油地幹，居然說不行，說我學術上不過關也就罷了，說個越界犯規，算個什麼道理？後來，在若幹好心人的幫助下，答辯的時候，總算阿彌陀佛，人家放了我一馬。
我碩士畢業那年（1988），我的論文在蕭延中的推薦下，得到當時主編“驀然回首”叢書的陳晉先生的賞識，入選叢書。當時，一個剛出道的毛頭小子，出本書，不拿出版費，也不用包銷，還能得一點稿費，是件很令人興奮的事。這本書，講的是近代軍閥怎樣維係其集團的事，這些人，有回歸傳統的，有求神拜佛的，也有推行基督教的，更有學日本玩軍國主義的，林林總總，眼花繚亂，當時將它們描繪出來，感覺很好玩，因為此前還沒有人這樣做過。在大家都奢談文化的當時，算是一個異數。出版之後，學界沒有多少反響，但有些做企業的朋友倒覺得有用，在他們看來，現在的企業家，建構集團，弄企業文化，就是這一套，用人忠誠第一，效率第二，舅爺、姑爺滿天飛，不是三綱五常，就是談佛論道。
這本書出版之時，我已經回到黑龍江一個地處偏僻的農業大學裏教書。當初人民大學的碩士還比較值錢，我不回去也能找到工作，但是，我當時打算找個安靜的地方好好讀書，回到老地方，有這麼個學曆，領導高看一眼，事少，地方靜，自己感覺很合適。一心想著，等讀一陣書之後，再出來不遲。
這樣一悶，就悶了五年。這期間，除了給《讀書》雜誌寄過幾篇隨筆之外（都退稿了），幾乎什麼都沒有寫過，凡是寫的字，除了講稿之外，就是讀書筆記。除了少數幾個人之外，整個學界，是不知道有我這樣一個人的。等到我有心寫第二本書的時候，已經是1993年的春天了。這年，我給上海三聯一個叢書的編輯楊曉敏，發去了我的一本書的提綱，當時，其實也沒有報什麼期望，姑且一試而已。沒想到，大概一個月之後，楊曉敏給我回信，說是可以簽合同了。這本書，名叫《鄉土心路八十年》，是我這麼些年琢磨農民意識變遷的一點心得。書的出版，很是費了一點周折，期間，上海三聯改組，班子大換血，楊曉敏也離開，很多簽了合同的書稿，最後都退掉了。還好，我的稿子沒有被退，但編輯換成了陳達凱先生，此公是上海學界的知名人士，最後在他手裏問世的時候，已經是1997年了，此時，我已經博士畢業留在人民大學教書。
這本書，實際上是從底層民眾的觀念和意識變遷的角度，從新闡釋了一下近代史。由於我們的近代史，有太多的意識形態說明文的特色，因此，改革開放之後，外麵的信息進來，人們發現很多事不對了，很不滿意。我出來這麼一說，有些人感到挺新鮮。因此，這本書賣得很好，據說頭一年就買了一萬冊，而一些老學者，比如孫達人先生，看到書之後還到處找作者，最後終於把我給找到了。
在《鄉土心路八十年》交稿之後的幾年裏，我又對戊戌變法的曆史產生了興趣，這大概是我毛病，至今也改不了，琢磨一個題目之後，隻要琢磨出點東西來，就興味索然，隻好再弄另外一個，我所謂的研究，是跟著自己的興趣走，一般不講究什麼“需要”。對於戊戌變法這個史學界的老題目，我主要從三個大方麵來扯開去：一是當時的帝後政治二元結構；二是滿人政治；三是戊戌變法的操作，到底出了什麼問題，本身有什麼意義。我不相信過去什麼維新派、頑固派的傳統說法，甚至帝黨、後黨的說法，在我看來，也是一團混亂，尤其不相信過去支持自強運動的西太後屬於頑固派。在甲午戰後，整個國家的上層，誰不知道不變法就要亡國？關鍵是帝後權力二元，如果變法成功，太後就要退休，麵對退休威脅的西太後，自然對反對變法的聲音，就比較聽得進去。同時，作為少數民族政權，統治民族——滿人，有自己的政治圈子，滿人政治在整個清朝政治走向中，一向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戊戌變法時，尤其明顯。從某種意義上說，恰是滿人政治和西太後的結合，導致了戊戌變法的失敗，因為變法的措施，對滿人的特權，有很大的損害。在這本書裏，我也不相信傳統的另一個更為流行的說法，說是康有為的《新書偽經考》和《孔子改製考》為變法製造了輿論，推動人們解放思想，投身改革，在我看來，恰恰這“兩考”和康有為以聖人自居，欲作教主馬丁?路德的作派，使得很多本來傾向變法的士大夫反而走開了。事實上，幾千年來，士大夫很難輕易接受另外一個人做聖人，哪怕這個人德高望重，功高蓋世。他們稱皇帝為聖上，隻是情勢上的客氣，聖人隻有一個，連孟子都隻能是亞聖。盡管如此，戊戌變法在中國近代仍然很有分量，在啟蒙上價值尤高，辦報紙影響不止一代人，當時先進的中國人也從那時開始，才學會了怎樣開會，怎樣發言，怎樣表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