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遺憾，我的這本書，影響最小，除了不多的幾個學者表示關注之外，學界基本上不知道有這本書的存在。寫完這本書之後，我又對義和團運動有了興趣，這在很大程度上拜我的博士導師程歗之賜，因為他是義和團研究有名的權威，作為我的博士論文，這就有了《拳民與教民》。這本書，現在已經跟《鄉土心路八十年》合在一起了，其中有我的前妻許蕾的幾萬字的東西。
我的義和團研究，其實從美國學者周錫瑞的《義和團運動的起源》開始的，我讚同他不像中國學者那樣，總是斤斤計較於義和團的組織出身，在民間教門上打轉，而是將運動的起源，放在中國北方的鄉土社會上。但是，作為中國人，我需要考察鄉土社會風習、信仰、戲曲、民俗、巫術等文化因素，到底哪些因素對義和團起了作用，是如何起的作用？義和團是如何通過他們效法的戲劇人物，表現他們的政治意向的，民間信仰的符號是如何轉化為政治表達的。同時，教民，即中國的基督徒，是怎樣一個群體，麵對義和團的追殺，他們的宗教信仰體現出一種什麼樣的特征。
《鄉村社會權力和文化結構的變遷》一書，是我本世紀的第一本著作。在這本書的寫作中，我嚐試用散文體，把書的一個一個的篇章，變成一篇篇獨立的文章，但彼此之間又有關聯，串起來看，就是一個主題的討論。我注意到，清末新政、北洋政權、國民黨政府和後來的中共政權之間，有著意識形態的強烈對立，但是在現代化這個線索上，它們卻存在著一條共同的脈絡，這就是對鄉村的整合與改造。正如費孝通先生所說，中國其實是一個鄉土社會，城市也有都市裏的村莊，現代化的鄉村改造路徑，自然也對城市發生著深刻的影響，厘清這個脈絡，對認識百年中國，尤其是大規模開展現代化建設的近代中國，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當然，這本書也給我帶來比較大的學術聲譽，現在很多學者知道有我這樣一個人，多是由於看了這本書。
餘下的幾本隨筆，跟曆史文化有關，跟學術也有點關係。嚴格地說，都是我的讀書筆記。直到今天，我看書依舊“惡習”不改，隨著自己的興趣來，信馬由韁。看到什麼，但有所感，就立馬把它寫出來，由於學術論文的方式太正式、太刻板，就走隨筆路線。我的隨筆裏，有很多小故事，但我不是為了講故事才寫的，其實多數的故事講得都很簡單，幾筆就交代完了，之所以要寫，主要是為了表達某種思想。久而久之，我的論文寫得也像隨筆，隻是帶注釋的隨筆，充分暴露我的“野狐禪”的本色。
之所以樂於把這些陳年舊貨倒騰出來，主要是想向世人證明一下，我這個人，其實還有學者的一麵，雖然這個所謂的學者，很有點野路子，而且歸屬不明，不知道該往哪個行當裏擱，屬於三界不收、五行不屬之輩。此次出版，基本上保持原樣，隻做了少量的修訂，想要大改，實際上也不可能。像我這樣的學者，做學問，無非是傻子編筐——邊做邊像，現在像還是不像，讀者自己評判。
一次喝酒，我對李零說，我最喜歡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他馬上說，這是我的名言。一查，果然，他先說的，有字為證。不過，我說這話時，沒看過他的名言，多少也該算我點創意。李零有隨筆集曰《放虎歸山》，意思是他特想跳出學術圈，回歸讀野書的舊日境界。跟他比起來，我隻能算是一條豺狗，但豺狗也想回到山林，而且，我想，我能回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