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對於搞義和團研究的人來說是個非同尋常的年份。恰是一百年前，把北京和天津這樣的大都市攪得天翻地覆的義和團，在幾個月內演出達到了高潮，隨即謝幕。義和團事件對於當時的中國最直接的後果有三個：一是讓本來就被甲午賠款困擾、窮得快要當褲子的中國人又背上四億兩白銀的大賠款；二是中國自從盤古開天地以來第一次有了外務部；三是從山海關到天津一線外國軍隊有了“合法”的駐紮權，北京東交民巷使館區的外國大兵多到了可以打一場戰役，而天津按條約規定，隻許有外國軍隊而不許中國軍隊駐紮。小的時候曾經有一個問題一直在困擾著我，“七七”事變時，既然日本還沒有發動全麵侵華戰爭，也就是說還沒打進山海關，二十九路軍為什麼會在北京南麵的盧溝橋與日軍打起來？前一段時間很暢銷的一本書《我所見過的鬼子兵》的作者，在日本與眾日本中學生辯論盧溝橋事變是誰先打第一槍時，難倒眾日本中學生的法寶其實也是這個問題。從根子上追，都與義和團有點關係。當然，義和團事件的後果也不盡是慘事，庚子賠款支付了沒幾年，美國人退回庚款，於是有了清華留美預備學堂，後來變成了清華大學。
在20世紀初，對於正在學習西方自覺追求“文明”的中國知識界來說，義和團的存在和發生無疑是個恥辱，一個讓他們在外國人麵前抬不起頭來的恥辱，所以，在很長一段時間裏，沒有多少人樂意談“拳亂”，回避這個事件，無疑有諱言家醜的意思在內。自庚子以後直到辛亥革命，中國追求“文明”的自覺顯然更加強烈了，一時間在市民們中間“文明”滿天飛，看的是“文明戲”，戴的是“文明帽”，手裏還拿著“文明棍”，連跟洋人叫板抵製洋貨也自詡為“文明排外”，說到根上這都是叫義和團事件刺激的，大家無非是用自己模仿西方的言行舉止的行為跟義和團的“野蠻”劃清界限。辛亥以後雖然漸漸地這種“追逐文明”的熱潮開始降溫，但是隻要知識界與以英美為首的西方世界的親和感尚在，向西方學習的基調沒有根本改變，人們就不會對義和團以及義和團的研究有太大的熱情。應該說，在這一階段義和團在知識界所代表的意旨就是與文明相對應的野蠻，而其內含的另一種象征中國本土文化對西方侵略的反抗的意蘊，基本上被遮蔽了。
實際上，知識界對義和團的否定，大體上還是一種手段層麵上的否定，即由義和團手段的落後愚昧進而否定義和團本身，至多否定到義和團的某些行為，比如說濫殺無辜，從勞乃宣、袁昶開始就是如此，康梁諸人也差不多。也就是說，即使是中國進步的知識界，盡管在嘴上將義和團視為恥辱，但在內心深處並沒有真的將之打入冷宮，對西方侵略的文化與實體性反抗的衝動，並沒有因這場運動的徹底失敗而消失。直到後來，甚至在引進學習西方文明最高潮的“五四”新文化運動期間，當“一戰”結束、中國跟在協約國後麵充當了一回“戰勝國”的時候，先進的文化人在大罵義和團的時候，卻跟北京的市民一樣，十分熱衷於拆掉克林德碑——恰由於義和團的“野蠻”——殺外國使節而導致恥辱紀念。
隨著知識界的更新換代有了模樣，一代新型知識分子成了點氣候，由西式理念構架的民族主義自然而然地就滋長起來，這對於所有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都是一樣的，反對西方宗主國的知識領袖，幾乎無一例外地是由宗主國教育和裝備起來的。其實不僅僅是“先生老是侵略學生”的緣故，一個古老的民族一旦產生了新的覺悟，就不大可能總是自甘末流，跟在人家後麵亦步亦趨，“先生”的強橫與傲慢與實體性的侵略一樣可以引起“學生”民族主義的憤怒。當然，這種憤怒的內涵其實並不一樣，在被後來的史學家盛讚為徹底的反帝反封建的“五四”運動的大遊行中，學生們一麵高喊著“打倒列強”的口號，路過美國使館時卻起勁地向裏麵歡呼致敬，顯然是因為美國總統威爾遜十四點原則的國會演說對弱小國家的親和之意。而當新生的蘇維埃俄國對華表達了全然不同於傳統帝國主義政策的友善信息時，也同樣贏得了知識界相當多人的心（在那個時代，人們不大可能清晰地辨別這種信息到底是不是權宜之計）。這兩件事像是某種宿命的象征，從那時以後，以對美英和對蘇俄的態度為界，知識界劃出了一條不甚清晰的右翼和左翼的線，雖然兩者的民族主義訴求都是非常清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