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翼知識界與右翼的不同，還在於擁有一套反對帝國主義的全新話語和行動模式，一旦某些“先進的中國人”接受並掌握了這套話語和模式，義和團的曆史記憶就再一次被喚醒了，那個曾經將義和團貶得一文不值的陳獨秀在後來的以宣傳共產主義理論的《新青年》上來了個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彎，竟然為他過去罵過的東西唱起了讚歌。接踵而至的反帝運動中，發動組織者對於行為是否“野蠻”的擔心消失了，而這種擔心在民初的“抵貨運動”中幾乎成了組織者的夢魘，但是義和團的夢魘卻一次次出現在在華的西方人的夢中，以至於有些人顯得相當神經過敏。自然，由於“先進的中國人”一直在埋頭動員從前相信義和團刀槍不入的農民從事一場推翻帝國主義及其代理人的鬥爭，在現實的革命中被喚醒的義和團記憶並沒有在學術界得到相應的回應。事實上一直到大陸解放，學術界對義和團的關注相當少，總共加起來，隻有屈指可數的幾本研究著作和少量論文。關於義和團迷信、濫殺和盲目排外的刻板印象，依舊存在於知識界的記憶中。
解放後，曆史研究尤其是近代史研究理所當然地被並流到了營造新型意識形態的洪流當中，從前顛倒的曆史被要求再顛倒過來，重新肯定義和團很快就被推到了議事日程上。顯然，這首先是因為在近代兩大農民起義中，太平天國的曆史並沒有被“顛倒”得太厲害，肯定太平天國，不僅親共的學者做得到，親國民黨和非共非國的學者都做得到，而且也這樣做了。義和團則大不一樣，關於它“不光彩”的印象似乎在人們心目中留得太久了，人們一時半會兒還轉不過彎來。但是，新政權重建新型意識形態的關鍵有兩點：一是建立曆史價值中的下層取向，即牢固地樹立人民群眾的正麵的反抗性形象，並賦予價值觀的意義；一是清算曆史上西方侵略的罪行，將日常的對於西方侵略的印象與列寧主義關於帝國主義的論述融合在一起，形成一種全新的反帝意識架構。無論從哪一點上講，義和團都是最合適的翻案文本，“說事”的話題。特別是由於美國抗戰以後的扶蔣反共，以及戰後兩大陣營對峙的冷戰格局，美國成了中國乃至於整個社會主義陣營的頭號敵人，而義和團運動中發生的八國聯軍入侵，基本上算是自1840年以來中國唯一一次和美國人的正式交手，所以更富有特別的意義（在朝鮮戰爭期間，這種意義就更加明顯）。
所以，無論早年毛澤東對胡適有多少好感（早年的毛受胡適的影響很大，據說毛澤東之所以不出國留學就是受了胡適“不留學主義”的影響，而且胡適對於毛澤東辦的《湘江評論》也曾大叫其好），也不論胡適實質上不過是個中共並非不能容忍的民主主義者，而且大陸解放後並沒有去台灣投靠蔣介石，更不管爭取這樣一些觀望分子的統戰需要，毛澤東還是發動了對胡適資產階級學術思想的全麵批判。因為不徹底清除胡適的影響，對於完成意識形態的話語建構是有礙的。事實上，批判和清理知識分子中的崇美思想、批判胡適資產階級學術思想和重新興起的義和團再評價熱潮幾乎構成了一個係統工程，通過這個工程，曆史學為新型意識形態的建構提供了最有力的支撐。這其中義和團的“研究”居功厥偉，作為一種幾乎是從頭開始的“曆史研究”，而且是做翻案文章，在毛澤東的親自過問並“定調子”的前提下，它被注入了一種從前的學術界不好想象的革命語式，而且以革命的形式進行。今天的學者也許很難想象，那個時候的義和團研究文章為什麼會有那麼多的驚歎號，那麼多好像是在麵對麵鬥美國佬似的頻頻質問，為什麼大家在揭露批判八國聯軍侵略行徑時單單揪住美國人不放，相對來說反而將禍害中國人最厲害的德國和俄國人放在了一邊？在整個曆史學的研究領域，很難再有地方比義和團研究更直接和不加掩飾地使用著革命語式，充斥著革命的激情，研究者在許多方麵甚至已經越出了毛澤東的定性，考證出義和團原本就有一個有造反傳統的出身——白蓮教係統的民間教門。在研究中，景廷賓的“掃清滅洋”凸顯了，原來麵目並不清晰的義和團領袖高大了，連紅燈照都說成是婦女解放，從而賦予了義和團反帝反封建的性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