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見南子，是孔夫子一生中做過的一件不大不小的尷尬事。南子是名聲不好的衛靈公的寵姬，漂亮，但名聲也不好。孔子去見了名聲不好的南子，惹得性子直的子路不高興了，孔子急得連連詛咒發誓，說自己沒做什麼壞事。在過去的時代，科舉考試《四書》章句作為題目出了個遍，但“子見南子”卻很少有考官出過，如果真的出了，考生都要罵的，因為實在不好演繹，一個不留神，說出孔夫子“寡人有疾”來，那可麻煩大了。
到了“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時候，孔夫子從“至聖先師”變成了“孔老二”，客氣一點的則叫他“孔二先生”。孔子被“去魅”之後，子見南子的事再一次被舊事重提是在20世紀20年代，當時跟魯迅關係還很好的林語堂，居然根據《論語》上的寥寥幾個字的記載，鋪衍成了一個獨幕話劇。隻不過，裏麵的南子，已經變成了一個新時代的新女性，要求個性解放，主張男女同學，而且還為此跟孔子大辯其論，最後居然用一群美女唱著“鄭衛之淫聲”，且歌且舞，將夫子師徒包圍起來，令夫子不得不落荒而逃。這樣的話劇，即使拿到今天，演給今日的讀經派人士，也許都會招來臭雞蛋的。但是在那個年代，卻有好事者在孔子的家鄉曲阜來演，還特意邀請孔門的後裔來看。
事情是這樣的，1929年初夏，位於山東曲阜山東省立第二師範學校的學生會，決定排演林語堂的這出《子見南子》，一出獨幕劇排起來並不難，很快，在暑假的聯誼會上，《子見南子》跟二師的學生以及部分的曲阜市民見麵了。雖然已經到了1929年，但在山東的內地，男女同台演戲，還是相當新鮮，況且扮孔子者，“衣深衣，冠冕旒”，穿著春秋時平民的衣服，卻戴著帝王的帽子，子路還佩著柄長劍，南子也是長袖飄飄，大家的台詞，都是現代的新名詞，一時間，煞是轟動。不久，又在孔廟前麵加演了一場。
二師的學生為什麼要演《子見南子》？那個年代，讀師範的學生家境差的比較多，因為師範人稱“吃飯學校”，管吃管住，還有補助，窮孩子讀得起，師範連老師帶學生，思想激進的比較多。二師雖地處曲阜，但非孔姓的學生很多。說是借此反封建之類，可能有點拔高，倒更像是惡作劇，惡作劇也含有小小的拿孔夫子開心的意思。盡管“在那個劇本裏，有孔夫子登場，以聖人而論，固然不免略有欠穩重和呆頭呆腦的地方，然而作為一個人，倒是可愛的好人物”。後來二師的校長宋還吾也強調，演孔子的學生，演得“極莊嚴”。但是隻要讓孔子現身舞台，而且跟“女性主義者”南子演對手戲，演的又是孔子那點糗事，對聖人不敬是肯定的了。特別關注這一事件的魯迅說：“因為公演的地點，恰巧是孔夫子的故鄉，在那地方，聖裔們繁殖得非常多，成了使釋迦牟尼和蘇格拉底都自愧弗如的特權階級。然而，那也許又正是使那裏的非聖裔的青年們，不禁特地要演《子見南子》的原因罷。”
非聖裔的青年們安心要惹聖裔們不高興，他們果然不高興了。《子見南子》的歌舞聲還未消散，一封署名“孔氏六十族人”的信就遞到了教育部，狀告二師侮辱他們的祖宗，要求撤換校長。有意思的是，林語堂的劇作把子見南子現代化，讓孔子跟女性解放接上火，孔門後裔告的狀，倒也沒有多少“非聖”、“毀道”的責難，而是在這出戲的“淫”字上做文章，說這出戲演的時候，“學生扮作孔子，醜末角色，女教員裝成南子，冶豔出神，”而南子所唱，“雖舊劇中之《大鋸缸》、《小寡婦上墳》，亦不是過。”這種誅心之論，其立腳點，卻是民國的道德法律。
狀子上達之後，在南京政府勢力很大的孔祥熙力主嚴辦，但主管的教育部以及山東省教育廳卻另有打算。盡管此時的國民黨在得到政權之後，骨子裏想的已經是穩定秩序，對造反時的離經叛道不太想提了，現在當家的一部分國民黨人，原本就對“五四”運動有所保留，現在對“五四”精神更是大不以為然。換句話說，他們此時想的已是尊孔而非“打倒孔家店”。但是，國民黨從來都是各種勢力的大雜燴，其中左派和西化派也有相當力量，當年新文化運動的新人物蔣夢麟和馬敘倫現在是教育部的部長和副部長，山東教育廳的廳長何思源，恰好是“五四”時期的北大學生，而北大的老校長蔡元培，對教育界依然有著巨大的影響。據奉命查案的教育部參事朱葆勤回憶，他得到了蔣夢麟和馬敘倫的明確指示，不能因此開倒車。何思源也表示，此事係舊派對新派的攻擊。在他們看來，二師事件事關新與舊，進步與落後，是兩種文化的衝突。事實上，這一年醫療界有關中醫廢止問題的論爭，在這一部分人看來，也屬於同一性質。兩個事件都引起了輿論的高度參與，在這個事件中，站在捅了馬蜂窩的二師學生一邊的輿論顯然要多一些。事件的結果也很相似，都是新舊妥協，而舊的一方似乎還占了上風。教育部的意見是，二師演戲不等於侮辱孔子，校長雖未遭查辦，但卻以另有任用為由而調走，接著教育部下令，對孔子要表示尊崇，各校不許再演《子見南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