纏足無疑是非常痛苦的事情，女孩子六七歲就得纏足，否則就裹不成“三寸”了。晚清著名維新人士唐才常說：“方足之所纏也，必用新布緊束之，其著鞋或用敲火石之小鐵刀撬上，痛必切骨，不三日必潰而成瘡，不瘡則腳不能成，瘡極敗爛，其肉盡化紅膿，流出而後血枯、筋斷、脛折、皮燥，足底乃折作兩灣形。”這裏要加一點注，唐所說的“脛折”不是腿斷了，而是指腳的中指以下的三個足指折斷，折斷以後還要被壓在下麵，久而久之，變成了腳底的一部分。曆朝曆代，都有女孩子因此而被折磨死的“舊聞”。
令人不解的是，這樣一種殘忍的陋習，居然能夠在中國流行了近一千年，而且非常地強固。滿清入關，一是逼著漢人剃發蓄辮，二是強令女人放足。第一項費了點勁，砍掉了若幹腦袋，推行開了，可第二項死活也推不下去，以死相拚的“烈女子”比比皆是，最後還是朝廷讓了步。如果當年漢人都能以這個勁頭抵抗滿人，那麼多爾袞肯定是束手無策。為什麼會這樣？有人說，都怪男人！當然，這話不錯，不過把男人統統拖過來重責四十，好像也不盡合理。至少，還沒斷了有男人為女人纏足抱屈。清代的李汝珍為了給女人出氣，在《鏡花緣》裏就設計了讓男人纏足讓女子玩弄的情節，五大三粗的林之祥竟然被纏得死去活來。而近代以後，從戊戌時期得風氣之先的士大夫倡導不纏足運動，到辛亥革命強令推行放足，多見的是男人上上下下忙活，相形之下女人倒沒多少積極性。
近代婦女對解放她們的腳不那麼感興趣，一方麵固然由於男人高喊不纏足不過是為了開發更多的勞動力，動機就不太純，另一方麵則是因為有說話權利的成年婦女已經是“蓮足”了，沒有纏足的幼女，又不可能說什麼。纏了足的女人發現自己曆盡千辛萬苦得來的“成果”，突然之間就有人說不值錢了，心裏頭反而更多的是失落。況且，在相當長的時間裏，纏足都是身份和教養的象征，因為似乎隻有江南的一些窮苦人家非得靠婦女勞動才不願纏足。
纏足的確是男權社會男人性權利極端膨脹的一個特例，在世界上，隻有非洲某些部落婦女穿唇、生殖器割禮和緬甸山區少數民族婦女脖子上從小架銅圈的習俗可以類比。所以，當近代外國人因此而說中國人為野蠻人時，我們飽讀詩書的士大夫們真是無言以對。問題是，纏足這種習俗從開始到流行，並沒有多少男人的暴力強迫，甚至連主意都是女人想出來的。從繁華的都市到窮鄉僻壤，逼迫女孩子裹腳的，無一例外地是她們已經裹了腳的母親。擁有一雙纏得“合體”的“蓮足”，無疑是那個時代女人的驕傲。馮驥才的《三寸金蓮》裏種種“比足”的描寫，其實並非空穴來風。
其實，在纏足盛行的年代，無論是纏足的三寸金蓮還是不纏足的“大腳仙”，都認為隻有一雙裹得小巧的腳才算是美。甚至到了民國年間，相當多“婦女群眾”對於天足的意見還是“像什麼樣子，醜死了”。入鮑魚之肆，不唯久而不聞其臭，而且反覺其香。這不僅僅是風俗化人、從眾心理在作怪，女性以男性的性心理、以男人的欣賞尺度建構自己的審美框架，這才是“金蓮意識”的三寸所在。千百年來，所謂女性的美恐怕絕大部分都是出於男人的意願，而由女性自我塑造出來的三寸金蓮也可以說是這種女性美的一個階段性民族性的“成果”，隻不過這種“美”，在西方文化的衝擊下垮台了而已。
三寸金蓮已經進了曆史博物館，或者正在走進博物館，不過，金蓮意識卻沒有消失。世界上浩浩蕩蕩的時髦女郎，不管怎樣標新立異，爭奇鬥豔，拿臉蛋當畫布，以身體做塑泥，大抵如孫悟空跳不出如來佛的手心，不過在男人的性心理的圈圈裏打轉。像纏足一樣自戕身體也不乏其人，君不見，那些前赴後繼動手術往乳房裏塞矽膠的女人們。前些時候，她們中的美國人獲得了巨額賠償，但是，被弄得一塌糊塗的胸部無論如何用美元是填不上了。至於一般性的自我折磨，恐怕就連初級階段的中國，也年年見、月月見、天天見了。
取悅於異性是人的天性，可是到了自我折磨的地步，也就違反了天性。大概最讓人頭痛的是，為什麼偏偏隻有女人自我折磨來取悅男性，而不是相反？我們隻能說，這個世界，到目前為止，還是男人的。
雙槍兵與雙槍將
說曆史的書在談及軍閥的時候，雙槍兵和雙槍將永遠是個能逗起興致的話題。所謂的雙槍，就是一根步槍（或者別的什麼槍）再加一根煙槍，意指那些抽大煙的軍人們的“裝備”。比較起來，按比率而言，在軍閥的隊伍裏麵，雙槍將的比例要比雙槍兵高，即使在那些士兵沒有抽大煙習慣的軍隊裏，軍官也不乏癮君子。生活稍微好一點，就要抽大煙，這是當時的風俗。北京的小富之家，每每鼓勵孩子熏一口，說是可以讓孩子踏實，不招事兒。那時，人們管鴉片叫芙蓉膏、福壽膏，可見其社會聲譽並不像我們今天想象得那麼差。同樣，雙槍兵的產生，也跟風俗有關。那個時候，西南和西北地區盛產煙土（論品質，西南的煙土優於西北），統治的軍閥，為了多收稅，鼓勵甚至強迫農民種罌粟，而農民為了提高商品率，也多半樂於種植。種得多了，又沒有人禁，價錢也就降下來了，誰都抽得起，抽大煙就跟近日吸煙卷一樣了。在西南和西北地方，實際上社會各界，上下層人士都在抽，多少文人的回憶都提到，到了西南，轎夫和腳夫，路上休息時，首先做的事情是抽煙，飯吃不吃倒在其次。由於鴉片這種東西，一沾就上癮，跟飯和鹽一樣，離不開。所以，鴉片的種植，也就成為農民的一種對經濟作物的追求，不斷地可以生利（當然大頭還是讓掌權的軍閥收去了），維持生計。鄂豫皖的紅軍到了川北，發現最大的問題是沒有兵源可以補充，當地的農民無論貧富，凡是男性個個都是煙鬼，最後隻好變通一下，找那些煙癮小一點的，弄進來再戒，實在不行，隻好找女人來頂（下層百姓，女性抽煙者很少），所以，紅四方麵軍才有那麼多的女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