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談誤國”幾乎成為曆史界的某種定論，據說“清談大師”王衍臨死前就是這樣“招供”的：“嗚呼，吾曹雖不及古人，向若不祖尚浮虛，戮力以匡天下，猶可不至今日。”（《晉書》卷四三《王衍傳》）似乎也怨不了別個。不過，細究起來，好像事情並不是那麼簡單，中國人是個喜歡刨根究源的民族，可惜頭腦又偏偏過於簡單化和直線化。無論哪朝哪代出了毛病，總會就近找出點原因，把屎盆子往上一扣就算完事。先是女人倒黴，大老爺們丟了江山社稷，不知怎麼都怨女人的臉蛋太漂亮，把男人給迷壞了。後來又賴到士風和學風上，“五胡亂華”賴清談誤國，唐朝毀了賴朋黨太多，宋朝亡了賴理學過盛，明朝完了賴士大夫都談“心性”，清朝衰了就賴講考據的光鑽故紙堆。其實，我們這些後來學史的人不應該跟著古人瞎起哄，在有了電腦和因特網的今天，至少應該明白，曆史絕不會是1+1=2的一道算式。
“清談”作為一種士風，不僅僅包括“談”，而且還有“吃”（藥）和“喝”（酒），更要緊的是放浪形骸，不拘禮法。雖然算起來應該說是“魏晉風度”，可是源頭卻在東漢末年。名士仲長統有詩雲：“寄愁天上，埋憂地下，放散六經，滅絕風雅。”（《後漢書》卷七九《仲長統傳》）與後來“竹林七賢”的歌詠意思差不多。鄭泉好酒，臨死前與同伴說，一定要將我埋在燒製陶器的窯旁，等到日後化為陶土，燒成酒壺，也好天天盛酒。（《丹鉛總錄》卷二五）後來阮籍聞步兵衙門有廚子善釀酒，而求為步兵校尉。劉伶一邊灌酒，一邊走，後麵跟個童子扛著鐵鍁說，死了就埋。誰能不說，這兩者之間不是異曲同工呢？
魏晉士風的轉移，是東漢士風太苦、太矯情的必然結果。蘇軾說，東漢光武帝喜歡名節之士，“故東漢之士多名節，知名節而不知節之以禮，遂至於苦節，苦節之士，有視死如歸者，苦節已極。故魏晉之士，變而為曠蕩，尚虛浮而亡禮法”（《東坡集》卷六二）。其實，東漢之士不僅苦節，而且守禮也守得苦。父母死了，在墓道裏一守就是十年。後來風流放誕的東晉名族王家之祖王祥，為了孝敬後母，“臥冰求鯉”，苦孝而獲大名，一出山就被聘為州別駕，儒家禮法，已經變成了他們借以求名的工具，守得越苦，名聲就越大。當然，為了名聲而視死如歸的也大有人在。黨錮之禍，士大夫死節者比比皆是；黨錮之禍，張儉望門投止，多少人甘願破家而相容。當東漢末年，軍閥混戰，群雄並起之時，統治者功利主義大行其道，可是又偏偏不肯摘下儒家倫理的大帽子，所以整個空氣顯得有些別扭。由魏及晉，司馬氏諸開國功臣十分輝煌地把別扭變成了虛偽。按魯迅的說法，在這個過程中，有些老實的人就憤世嫉俗起來，走了極端，幹脆“曠蕩”，什麼也不講究了，儒家的六經也被《老》、《莊》、《易》這“三玄”所取代。這在這些老實人原本隻是個人行為，但是名士們一瀟灑起來，大家都看著好看，爭相效法，遂蔚成風氣，變成為史家詬病的那個樣子。
實際上，對於中國文化而言，魏晉士風的轉變是一件好事，用今天的話來說，堪稱是一次“思想解放”，雖然發動解放的人們開始並不自覺或者並不情願。沒有這次思想解放，中國曆史上文化的大融合、大吸納和大飛升是不可想象的。然而，所謂有一利必有一弊，在現實政治中，清談之風卻絕非益事，對製度的運行帶來了無窮的麻煩。
清談一形成氣候，就與門閥結下了不解之緣。原來的開風氣者雖然並不都是世宦大家，但是這種放蕩不羈的生活方式對貴胄子弟吸引力是相當大的，大概“高幹子弟”的好奇心總是要重一些，隻要是玩邪的，玩刺激的、時髦的，他們都感興趣。由於九品中正製的緣故，門閥控製了幾乎全部高官顯位，他們的生活習慣也就自然影響到了政治製度的運行。
喜好醇酒婦人，也許會誤點事，但問題不大，因為曆朝曆代，官場上從來少不了女人與酒，程度不同，也不過就是五十步一百步之別，沒什麼大不了，隻要不像劉公榮那樣終日沉醉，好像酒也沒什麼大不了的。喜歡談玄，隻要在家中的客廳裏也問題不大，雖然從《老》、《莊》、《易》侃到佛經佛理，從名士談到和尚，其實也不大會耽誤治國理天下，因為這些東西與曆代統治思想並不抵觸，隻有像王戎那樣，以清談之高妙與否選拔人才，阮瞻以“將無同”三字而得官，才有些不妥。[《晉書》卷四九《阮瞻傳》“（王）戎問曰，聖人重名教，老莊貴自然，其旨異同？瞻曰，將無同。戎谘嗟良久，即命辭之，時謂之三語掾。”]吃藥當然不是一個好習氣，不過那時為了得長生而吃的“五石散”之類的含汞製劑，由於毒性太明顯，真正吃得“至死不渝”之人未必會太多，像王述那樣，性情暴躁，跟個雞蛋較勁的（《晉書》卷七五《王述傳》“述性急為累，嚐食雞子，以筋刺之不得，更大怒，擲地，雞子圓睜不已，即下床，以屐齒踏之，又不得，嗔更甚，乃撥納口中，齧而吐之。”）和普遍的身上多虱子，未必就是如魯迅所說的，是吃藥的結果（魯迅認為，吃藥導致皮膚脆嫩，所以士人愛穿舊衣服，不加洗滌，所以多虱）。五石散的成分主要是汞，從醫學上講，汞中毒主要損害的是腎髒，而非神經係統，或者皮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