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說的“摸著石頭過河”說得太形象了，水急，水花四濺，眼睛都睜不開，隻能彎著腰，手在水裏摸著一塊石頭算一個依靠，這個過程是我親身經曆過的。我在海南開磚廠時，隻有做一個企業家的夢想與激情，但還不會做生意，最困難的時候給工人發不起工資，隻能每天去買一袋大米交給工人。那時候還能想什麼呢，拚命想銷售，逮著任何一個人都問你要不要磚頭，就這樣還被人罵做“推銷員”。那時候“推銷員”是一個罵人的詞，我們經過很長的時間才改變了人們對銷售和服務的偏見。我的這個經曆隻是千千萬萬個早期下海的人的微小例子，事實上，當時“下海”的人遇到很多問題，而這些問題在過去是從未有過的。
當時的企業家，他們尚不能肯定自己的身份。一方麵得相信新的體製，新的價值觀，新的市場經濟，一方麵又因為市場體係法律製度的不完善而受到製約。他們在朝向創造財富的每一步努力，都冒著觸犯原有法律或道德的風險，如果事實證明企業家的行為對社會更有益，國家會修訂法律適應企業家的行為，但那是後來的事情了。他們也會跑到法律和道德的空白處，那兒隻有需求，其他什麼都沒有。這時候他們所做的任何事，都很難有什麼政策依據。
在這種情況下的企業家，不得不依靠傳統的道德理念來保全自己，其中一點就是克製物欲，絕不個人占有金錢。即使通過自己的努力，創造了大量財富，也絕不多拿一分。這是一種依靠道德力量的超脫。
在第一代企業家中，我認為這方麵做得比較好的有三個人：第一個是王石。我們當年到深圳的時候，萬科已經做得非常大了，從開發房屋的套數來看，萬科開發的套數相當於整個香港的開發量。可是王石占的股份隻有零點二幾。如果是沒有從金錢的占有欲麵前超脫的話，他也可能會成為轉型期的犧牲品。第二個人是柳傳誌，聯想集團現在做得非常大，把美國的IBMPC業務都收購了。這樣的情況下，他在聯想中占的股份也非常少。還有像張瑞敏，就是在一個國營企業，自己拿點工資獎金，再有點期權什麼的，其他就沒了。
時代讓這一代的企業家成功，企業家本身卻可能沒有賺多少錢。他們的私有財產跟後來的像我們這批第二代企業家比，太少了，可他們是中國市場經濟中真正創造社會財富的奠基人。他們開創了整個市場製度，我們受惠於他們，他們是我們的兄長。
我們這一輩權益合法化後的企業家，同樣需要從金錢的占有欲中超脫出來。說到底從金錢中超脫就是從各種欲望中超脫。你不能因你有錢，任何欲望都去滿足，你就放縱自己，或者利用金錢的力量傷害道德。道德是人類社會磋商出來的公約。你令他人喪失磋商權，他可能就會以暴力來表達不滿了，會以惡對惡了。所以隨時克製自己的欲望，或者從中超脫，是保命仙丹。
我們在發展自己的企業的同時，必須關注和推動經濟製度的建設和健全，否則，隻顧數錢，最終會沒錢可數。金錢、財富作為社會最重要的資源，其保護和管理都蘊涵著社會最大多數人的智慧和意見。而你，也必須積極參與磋商，最終要的是建立製度，完善環境。金錢身上的社會屬性真是太明顯和太強烈了，換一句話來說，你的錢最終還是社會的錢。你死了，錢不會賴在你身上不走。
做一個務實的理想主義者
想一想，自己從商時間不短了，但從來沒有認真去思考過從商的技術問題，從商過程中所讀的書籍，也基本都和從商無關。十幾年來我幾乎沒有看過任何關於管理技巧的書籍，從我內心來講，我並不認為一個好的商人需要追求過多的技巧，而是要從根本上去回答：為什麼辦公司？辦成什麼樣的公司？經商的目的是什麼？回答這些問題，其實就是公司對這個時代的貢獻和理解的答案。
中國的大背景是經濟高速增長，城市化過程不斷加快。未來中國的經濟還會快速增長，中國將有幾億人加入到城市化的過程中。隻有當你順應了這些大趨勢，你所做出的努力才是有意義、有價值的，才能得到市場和社會的承認，才能談得上對社會的貢獻。否則，大方向錯了，南轅北轍，就是做了反功，適得其反。例如，今天再有人去辦製造算盤的工廠，或者再去開生產BP機、錄音帶的工廠，就顯然不合時宜，技術的進步一定會把他們淘汰掉。用句俗語就是：“男怕入錯行，女怕嫁錯郎。”
如果極端地劃分，中國企業家可以分為兩大類：一類是土老帽，或叫“土鱉”，也就是“技術含量低”的這一類。這一類屬於經驗主義，沒有大方向，也沒有大畫麵，就是外國人說的缺乏vision。但他們不固執，摸著石頭過河，摸著石頭了就往前走一步，摸不著石頭，不知水深水淺時就另尋他途。這類企業家很容易成為機會主義者，但千千萬萬這樣“技術含量不高”的企業家用這種辦法成功了。中國在世界經濟的影響力，“中國製造”現象就是從這樣一大批企業家手裏產生的，他們的生命力驚人地頑強，可以在任何艱苦、惡劣的環境下生存。不光在中國的土地上，在世界各個角落都能看到他們的身影。最簡單的就是開一個中餐館，等待機會，慢慢起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