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這一類企業家相反的是另一類，以“海龜”為代表，學曆高，技術含量高，走南闖北，見多識廣，不光會講中文，英文、法文也都會。他們是最早走向國際的一批精英，給中國的開放帶來了新的氣息。但他們是過於空幻的理想主義者，甚至是戴著眼罩的自以為是者。自認為學習到了所有知識，參透了世界上所有的奧秘，最常用的詞是“世界將因我們改變”、“我們為人類提供新的生活方式”。他們對未來中國、世界幾十年的走向講得一清二楚，對股價、彙價、房價等走勢的預測可以精確到小數點後幾位。但這一類企業家在現實生活中卻常常碰得頭破血流。他們如果沒成為企業家，而成為經濟學家，預測結果常常與現實結果完全相反，就隻能用“市場不成熟”、“有泡沫”、“人們不理智”來為自己辯解。如果說第一類企業家是有可能轉變成機會主義者的經驗主義者的話，這類企業家就是經常轉換為教條主義者的理想主義者。
借用毛主席說過的一段話就是：教條主義給中國革命帶來的損失比經驗主義嚴重得多，讓中國革命的力量在白區損失了100%，在紅區損失了90%以上。為什麼會是這種結果呢？因為中國的革命和中國的市場非常繁雜，是一個龐大、複雜的係統，任何人都不能100%地去掌握，還有許多未知的領域。就算最有知識的人、最聰明的人，也有自己不知道的盲區和自己不知道的東西。還不如幹幹脆脆，一閉眼，跳到海裏去遊，從細微處打開感覺，用皮膚感覺水的流向，這樣遊幾次，可能你就賺到錢了。當代企業家應該具備什麼樣的素質？這與時代背景有關，與這個時代需要什麼樣的企業有關。計劃經濟時代，隻有廠長，沒有企業家，這種經濟形式給我們帶來了無盡的貧窮和落後。資本主義初期，企業家創造財富的同時，也帶來了貧困，不在本國製造貧困，就把貧困輸出到別的國家去——這是馬克思當年總結的觀點，在今天看來還是適用的。那麼，符合人類新文明的新的企業形態將會在什麼樣的國家誕生？不可能在歐洲，不可能在美國，也不可能在非洲，我認為隻能在中國誕生。這種新的企業形態，要在創造物質財富的同時，關注精神財富與物質財富的平衡發展，要關注公平、正義，關注和諧平衡的發展。新的企業形態對中國的企業家提出了新的要求，他們既要有第二類企業家的遠見、知識和理想，也要有第一類企業家的務實精神，要尊重未知的領域。兩者都不能走極端，正確的道路是中庸之道，我想他們是一些務實的理想主義者。
圓腦殼的世界觀
我們經常遇到兩類人，一類人認為世界是不確定的，他隻能摸著石頭過河，在探索中往前走。另一類人認為世界是確定的，戴著固有觀念的眼罩，昂首挺胸地走，卻總是不見棺材不落淚，不撞南牆不回頭。
漢文帝和他的兒子景帝推行“無為而治”，由此出現了中國曆史上前所未有的繁榮和富強，被後人稱為“文景之治”。因為他們摸透了事物總有不確定性的道理。中國的改革開放使中國的社會財富急劇增加。有一天我去看父母，父親告訴我：1965年我們一家三口全年一共隻吃了一斤菜油，他拿計算器計算我們全家每人每天吃油的數量少到小數點後麵還有好幾個零。短短三四十年時間，中國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人們開始愁錢多了怎麼辦，錢多了對環境的影響，錢多了對房價的影響。中國人解決了吃飯問題、解決了穿衣問題以後都開始關心住房，而且有幾億人想往城裏走，想進城去！用官方的話說，就是城市化成為一股擋也擋不住的潮流。中國的經濟發展得快，人們的生活水平提高了，對房子的需求太旺盛了，以至於中央銀行要連續調高利息，壓抑需求。出現今天這樣的繁榮景象，都是沾了改革開放的光，要歸功於鄧小平的“摸著石頭過河”，歸功於改革開放的先輩們對世界所持的不確定的觀點。
我相信市場是聰明的，有生命力的。因為市場是由千千萬萬聰明的、智慧的人的行為組成的。市場多數時候是千千萬萬聰明大腦的疊加，隻有在少數情況下才會表現為集體的非理性。我們不要把市場看成單一的、不變化的，市場不是不見棺材不掉淚，不撞南牆不回頭的。一些所謂的專家學者總喜歡把有血有肉的鮮活的市場歸納成幹巴巴的一組組數據和曲線，然後用它們來預測市場，用一成不變的確定觀點來指導我們在不確定的市場中的行為，結果一定是荒唐的。
我去四川，聽他們批評人笨，說是“方腦殼”，我想聰明人可能就叫“圓腦殼”。“方腦殼”就是那些死板教條，不撞到南牆不回頭的人；“圓腦殼”就是認為世界是不確定的，隨機應變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