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多年後轉了一圈，我又回到了原點。菩薩還在原點。
“世界是由分子構成的，分子是由原子構成的”的理論也沒有改變。但是在我的心裏，原點是這樣的美，這樣的浪漫，這樣的自然……
舊廟裏的知識與饑餓
我小學的教室在一座舊廟裏，學校的幾十個學生全是我們村裏的。有一次，我因為沒鉛筆，被老師趕出了教室，在門口站著。媽媽下地幹活路過教室時看到了我，問我為什麼被老師趕出來了，我對媽媽講：“我的鉛筆用完了。”媽媽看到我手中一段捏不住的鉛筆？？她也很發愁，家裏沒有錢買鹽和煤油，哪有錢買鉛筆。我們學校的另一位老師潘林玉看到後給了媽媽一毛錢，媽媽跑到村上的供銷社買了三支鉛筆，又借了供銷社的削鉛筆刀，削好了一支，送給了我：“有了這麼多的鉛筆，今後要好好學習。”我點頭回到教室。
過了不久，潘林玉老師帶我們班的語文和政治課。在我的記憶中我一直就是個好學生，卻不能參加紅小兵，班上的同學都一批批地戴上了紅領巾，我很羨慕，但我是不可能的，因為我的爺爺是國民黨、奶奶是地主分子、爸爸是右派。國民黨、地主和右派的概念對我一個小學生來說還不是很清楚，但我知道這些都是給我們帶來災難的壞東西。小學四年級時，在潘林玉老師的極力推薦下，我終於以“可教育好子女”的身份加入了紅小兵，戴上了紅領巾。潘林玉老師隻有小學三年級的文化程度，為了給我們教好課，他不斷地自學。我們學校裏文化程度最高的是一個看廁所的老大爺，潘林玉老師不懂的問題總是虛心地向這位老大爺請教。下課休息和課外活動的時間，大人總是不讓學生亂跑，大家都吃不飽飯，不亂跑可以節約糧食。常常是潘林玉老師和我們一起聽這位看廁所的老大爺講故事。
突然有一天，我們在教室的黑板上看到潘林玉老師給我們寫的一段話，原文記不清了，大概的意思是：我要離開你們了，你們要好好學習，要做革命事業的接班人。潘林玉老師離開我們去任大隊的書記了，他不是黨員，成了書記也是件怪事，傳說是在入黨和任命書記的時間上做了手腳。從此，在大隊的高音喇叭上天天可以聽到他的聲音，要抓緊抗旱之類。從我有記憶以來，我們的村子，年年缺水，年年抗旱。他動員全村人去川裏村的地裏撿白菜葉子，撿回來的白菜葉子可以做成酸菜，留到沒有糧食的月份吃。我想潘林玉老師當了書記，村裏的人一定就不會再挨餓了，但事與願違，糧食更少了。也就在這一年，父母做出決定，為了生存，把我的兩個妹妹送給了糧食比較多的人家。一年十二個月，每年的糧食最多隻能吃七八個月。年年怨天怨地，總說是自然災害。同樣的天，同樣的地，包產到戶後，糧食都夠吃了。
後來，我出於對啟蒙老師的感激，請潘林玉老師來北京，在我家住了幾天。我問他，當時你為什麼不給我們當老師了，而去當大隊書記？他告訴我：“一天早晨，天還沒有亮，我睡不著了，在村口的大槐樹下，看到村上有七戶人家，去逃荒要飯去了。我就趕到公社去，要求當村上的書記，他們就答應了。”村上的人很要麵子，去逃荒要飯也要在夜色下，怕人看到了笑話。也是這一年，村上有兩戶人家的媳婦，確實餓得不行了，去了陝西，等來年糧食下來後，她們才又回來。
北方的冬天很冷，又吃不飽飯，教室的桌子和凳子都是土坯砌的，沒有火，教室就像一個冰窖似的。每年班上要讓同學們打一些洋槐樹籽，賣給收購站，換點錢，再買點柴火過冬。一天，我們四個同學，去鄰村打洋槐樹籽，被這個村的人發現了，不讓我們打樹籽，要拿走我們的背簍，最後雙方打起來了。我們被他們打得鼻青臉腫，滿臉是血。回到我們的村口遇到了潘林玉老師，這時他已經是我們村的書記了，問我們是不是和別人打架了，我們把事情的經過告訴了他。
潘林玉馬上讓人帶話給那個村的書記，讓他們來給我們道歉，“否則，你們村的人就別想走這條路了”。我們村前有條路，是那個村通向公社唯一的一條路。沒幾天，這個村的書記給我們道歉來了，第一句話是：“我給你們大隊裝煙來了。”後來我才明白“裝煙”在我們當地就是道歉的意思。
我不是小偷
上小學時，我們小學在一個小廟裏。廟後麵是一大片蘋果園，每天中午都有同學“偷”蘋果吃，我記著媽媽的話，不敢去“偷”。同學“偷”得多就分給我一些吃。年年如此，從蘋果花剛落，一直“偷”到果子成熟。一天中午，我大著膽子去“偷”蘋果，剛摘了兩個蘋果，聽到看蘋果的老大爺喊了一聲，我忙丟下兩個蘋果就跑，老大爺又喊把摘下來的蘋果拿上再走，我又急忙從地上揀起兩個蘋果，跑回了教室。這是我人生中唯一的一次“小偷”曆史。
小學畢業後，去鎮裏上中學。鎮離我們村有近5公裏路，鎮上的同學看不起我們從山村裏來的同學。剛進校門不久的一天，放學後，我坐在教室裏看書，後排坐著三個女同學在聊天，有位女同學要把本子放在抽屜裏，另一個女同學讓她拿走，免得丟了。這位女同學惡狠狠地說：“哪個山貓偷我的本子，我就剁斷他的手！”我回頭一看，除了她們仨人，教室裏就是我一個人了，也就是唯一一個從山裏來的同學，這不就是說我是小偷嗎？這不就是要剁我的手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