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心裏很難受，跑出了教室，跑出了學校。在回家的路上看到天很藍，麥苗很綠，油菜花很黃？？我真想對著它們大喊一聲：“我不是小偷！”
現代城的標準間建成後，我們希望能與我們的客戶有同感、有共鳴，也能幫助我們進一步改進。有一天，我去了標準間，遇到了一個客戶，也可能是客戶的媽媽，或是客戶的奶奶。她從我們宣傳VCD上看過我的模樣，像美國人打薩達姆用的圖像定位的導彈一樣，盯上我了，抓住我胳膊，給我講：“現代城欺騙了我們！裝修不豪華，太簡單，設計不合理，顯不出我們的檔次！顏色太土？？”我真想再大喊一聲：“我不是小偷！”
爺爺
前不久，我們去了歐洲，到了法國。在美麗的藍色海岸，走訪了海岸邊上幾乎所有的城市，並到了普羅旺斯的小山村。那裏美好的景色和對曆史的尊重讓我感動。一件童年時期的往事，非常清晰地出現在我的腦海裏。
當時我還沒有上小學，可能是五六歲多一點。我的親爺爺在我出生前就去世了，爺爺的弟弟，我也叫他爺爺。一天爺爺被村裏的民兵抓走了，去辦學習班，家裏人讓我去給爺爺送饃去。到了大隊部門口，民兵班長用槍口對著我，質問我幹什麼。我嚇哭了，但不敢哭出聲來，看到爺爺坐在一間黑屋子的地上。爺爺很慈祥地說：“是我孫子給我送饃來了。”我這才被放進去，見到爺爺就大聲哭了出來。這樣，在我的記憶裏最早有了“槍”、“基幹民兵”、“學習班”的概念。稍大一點，我問爸爸，為什麼要把爺爺抓起來，爸爸跟我講，縣委書記提出要貫徹“以糧為綱”的政策，要把在地裏生長了幾十年，甚至上百年的樹都砍掉。你爺爺反對，就抓起來了。小時候地裏的參天大樹從此再也不見了，但村裏糧食並不見多，反倒一年比一年少了，逃荒要飯，跑到陝西關中平原的人越來越多。
今天家鄉的荒涼與眼前法國小山村裏鬱鬱蔥蔥的景色形成很大的反差。後來我們在二鍋頭酒廠原址上要建現代城，1號、2號樓之間有一棵大樹，我曾關照讓工程總監李虹保護住。經過拆遷、鋼筋、水泥、塔吊的摧殘，不知它是否還活著，後來我去看過，盡管傷痕累累，但那棵樹還活著，活著就好。
我在歐洲看到了許多美景，看到了許多花園，邊看邊攝像，全都帶回來了，希望取回來的是真經，而不是皮毛。我們將與我們的園林設計師一起工作，把住在現代城的人們的院子建成一個美好的花園。也許園林建成後，如同我們現代城的房子一樣，會有各種不同的意見，但我們用心了，用腦了，也用情了。希望兒時憧憬的美好景象，能在現代城再現。爺爺在我上小學一年級時去世了，到今天我還不知道他叫什麼名字，打電話問父親，父親說：“你三爺名叫潘爾廉，字礪齋，逝世於1968年。他是餓死的，他死後，我們去他屋裏，發現已經沒有一點糧食了。”
疼愛我的爺爺。疼愛一草一木的爺爺。我多麼希望你不是被餓死的！
我們家和鴉片的故事
關於中國西北種鴉片的描述，文學作品中比較多，兩部獲得茅盾文學獎的作品都有這樣的描述。一部是陝西作家陳忠實寫的《白鹿原》，另一部是四川藏族作家阿來寫的《塵埃落定》。
我最初對鴉片這種毒品的了解是通過家裏人和村裏的老人講給我聽的，村裏老人講的都是我們家族祖輩關於鴉片的故事。那時我們的家族是個富有的大家族，這種富有我想也隻是當時中國最偏僻農村的貧富標準，如果按今天的標準也隻能算是一戶溫飽人家而已。但到了我爺爺的爺爺這一輩，家裏的人染上了鴉片，村裏人常常說，我們家有“十八杆煙槍”，意思就是有18個人在抽鴉片。家人的身體狀況和精神狀態也都因為抽鴉片慢慢垮了，家裏的事也沒人再管，家境很快就衰敗了。
我的爺爺當時隻有十歲出頭，他在我們天水一個叫馬跑泉的地方上學，是家裏人唯一的希望。有一次爺爺回來晚了，爺爺的叔叔一直在等他，回家見爺爺還沒回來，就跑到高崖上的場院邊等他。等見到爺爺以後，對爺爺說：你今晚如果不回來的話，我也就不想活了，我就從這崖上跳下去了。家人被鴉片害到這種程度已經沒法自己救自己了，隻有靠爺爺給他們帶來一絲生命的希望。後來，爺爺的叔叔把爺爺介紹給了一個姓丁的親戚，這位姓丁的親戚帶爺爺一起到甘肅文縣去收稅。甘肅文縣離四川九寨溝很近，隻有四十公裏的路程。有一年我去九寨溝時，汽車就從文縣的縣城境內穿過，我想到當年我爺爺就是從這裏走出來的，於是就對車上在座的各位說：我的老家在甘肅，文縣曾是我爺爺收過稅的地方。接著旁邊的一位導遊說：九寨溝周邊的妓女都是從文縣來的。這句話真讓人掃興。爺爺在文縣收了一年多的稅之後，就到了北京，然後又到了廣州，並上了“黃埔軍校”，成了一名軍官。我的伯父也跟隨他一起成了一名軍人。後來伯父在山西東條山與日本人打戰時陣亡了。據村裏人講，伯父是為了救我爺爺而陣亡的。而爺爺一直活到解放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