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之惑(3 / 3)

但是,我還是舍不得。我在寫作《世界戲劇學》過程中,精研了世界各國幾乎所有重大的文化史、藝術史、美學史,並用自己的判斷進行了完整論述。在此之後,我又連續完成了開創性的《中國戲劇史》《觀眾心理學》《藝術創造論》,引起海內外學術界的廣泛關注。讓中國和世界在美學上互相認識,這無論如何是一件大事,我已經做了那麼多,如果半途放棄,會造成曆史缺憾。

更重要的是,我已經懂得,進一步的研究必須是現場考察,親自抵達中華文化和世界文化的全部重要遺址。這是一個需要行走萬裏的巨大生命工程,具體方案當時還沒有形成,但已經感覺到比我已經完成的每一項學術工程都更加重要。而且,在敢於拚死冒險的勇氣上,文化領域似乎還無人能與我相比。

這麼一想,官位在我心中就輕如鴻毛了。很多高官勸我把官位和文化同時兼顧,但我心中明白,這在時間和心態上都不可能。

我這個人,對於想明白了的事情,絕不違心敷衍。我在災難時期的全部經曆,早已證明了這一點。我知道生命如何無聊,又如何閃光;我知道心靈如何蒙蔽,又如何明亮;我知道自由如何被凍,又如何融化;我知道獨立如何遺失,又如何找到。於是,我的選擇也就不言而喻了,那就是義無反顧地辭職。

辭職的過程非常艱難,我整整辭了二十三次,因為當時全國還沒有一個這樣級別的官員在沒有犯錯誤的情況下辭職。這個經曆我在多篇文章中提到過,這裏就不重複了。很多文化教育界的朋友打賭發誓,說我的辭職絕對不可能被批準。如果批準了,他們也都會跟著辭。其實,真正下定了決心,怎麼會辭不掉呢?

有趣的是,那些朋友一個也沒有跟著我辭職。我扭身向後看,一直隻有自己的一行腳印。

辭職,是我“破惑”的結果,因此對於辭職後的日子,沒有一天不適應。

不錯,身邊的一大群“處級官員”不見了,隨便講一句話就有人點頭執行的架勢不見了,從此跟隨我的,隻有一身薄棉衣,一雙舊跑鞋,一片大沙漠。

但是,我可以到任何自己想去的地方,做任何自己想做的事情了。

先是穿過一片荒原到了唐朝,久久流連,不願出來。於是,我心中早已萎縮的文思全盤複活,可以與李白、杜甫、王維暢快對話了。更重要的是,我對今後未知的每一天都充滿懸念,充滿好奇,充滿驚喜,終於讓生命拔離了天天都在重複的行政規程。

但是,我在這種心情中,一點也不會嘲弄仍然在位的朋友們。從某種意義上說,正因為不少朋友守在位上,我才有可能脫位而走,走在一個被管理著的天地間,一個有序的人世間。

我所反對的“官位之惑”,是把官位看大了,看重了,看成是生命之依、榮辱之界、成敗之分。

在正常情況下,辛苦為官,隻是自己的一種職業,而且是不太好的職業。財政官員並不是財富創造者,文化官員並不是文化創造者。因此,總的說來,做官不是一件值得榮耀的事情。勉為其難做了一陣,就要考慮盡早離開。如果親屬子女做了官,千萬不要慶祝,而不妨較早地遞上“破惑”的話語。

對於在官場消磨了大半輩子而終於離職的官員來說,應該充分享受自己並不熟悉的自由、獨立、尊嚴。唯一不能做的,是長久回想著那些本不屬於自己的官位,而且還希望別人也回想。人生最可憐的事情,是明明自由了卻不要自由,明明卸除了鐐銬卻還在思念鐐銬。

破除“官位之惑”,一直要破除到失去官位之後。甚至,還要破除到失去生命之後,因為那些悼詞、碑文,是此惑的最後棲身之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