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這一生，在擺脫種種迷惑的過程中，最艱難的，是對“名惑”的擺脫。
我在這方麵的體驗，可稱之為“絕境歸來”。
我曾猶豫要不要講述這一場體驗，因為已經在《君子之道》一書中分析過君子之名，又在《吾家小史》中回憶自己在這方麵的遭遇，如再講述，是否會產生重複？但是經過反複考慮後決定，還是要從一個更深入的角度專門說一說。
這是因為，我在這方麵的經曆實在過於險峻，過於逆反，過於違常，過於凝縮，相信冥冥中有一種神秘的力量，要借我來做一個邊緣性實驗。
因此，我沒有權力省略。
二
名，是中國古代對名譽、名聲、名望、名節的簡稱。但是，這個字，把千百年間無數高雅君子的脊梁壓歪了。因此，也把中國曆史壓歪了。
隻要稍稍回顧一下中國曆史就能發現，曆代最優秀的靈魂幾乎都在“名”字下掙紮。繼承名，固守名，保護名，擴充名，爭取名，鋪排名，挽救名，拚接名，打撈名……多少強健的軀體為名而衰殘，多少衰殘的軀體為名而奮起。
如果有耐心把中國曆史上多數傑出人物的傳記瀏覽一遍，那就會發現，他們身陷的各種是非，早已不值一提，最後剩下的隻有一件事，那就是如何在曆史上留名。如果把這件事剝離、淡化，中國曆史必將輕鬆得多。
但是，中國曆史並沒有從中汲取教訓。相反，陳年的壓力反而層層累積下來，“名”的魔咒越來越張狂。
相比之下，世界上其他地方也講名，但大多局限在某種局部意義上。例如美國的“名”主要是指“知名度”，與一時的社會經濟利益有關，不少藝人還雇有“知名度經紀人”，功能比較清晰。不像在中國，一個“名”字，模模糊糊地囊括一切，無從定義，卻又無所不包。
這個讓中國曆史陷入困頓的沉重包袱，是中國文化自身造成的，怪不得別人。
寫到這裏我頗感痛苦，因為這個包袱是一項精彩設計的副產品。
這項精彩設計，就是儒家的君子之道。
我已經用完整的專著熱情地論述過君子之道，認為這是全人類對於各種集體人格進行分頭設計的典範成果，而且，也是中華文明長壽的重大奧秘。但是，這種人格設計如何來實現呢？儒家學者大多缺少執行力，想不出好辦法。
君子之道，立論仁慈而高超，君子和小人的界線也劃了很多條。但是，這些界線都隻是籠統描述。落在實際生活中，到底誰是君子，誰是小人，隻變成了一種感覺。君子，完全可以被說成是小人；小人，也完全可以被說成是君子。而且，這樣的顛倒，也總能找到大量理由，因為君子身上確實也有小人的成分，小人身上確實也有君子的因素。
這樣一來，君子之道就遇到了執行上的致命障礙。
正是在這種情況下，儒家學者們強調了“名”的控製作用。
“名”，在空間上，可以被設想為“社會公認”；在時間上，可以被設想為“曆史評判”。把事情交給了空間和時間，似乎已經嚴格可控了。但是，這種嚴格可控，都是“被設想”的。
由於沒有統一的衡量手段，“名”在君子之間就很難互相承認，更無法阻止小人的故意歪曲、塗汙、誹謗。
曆代小人正是看到了這一點，總是把“汙名化”君子當做一個永遠盈利的職業。結果，幾乎所有的君子都在為“名”而煎熬，年年月月都氣恨連連，傷痛綿綿。
——隻有少數人，能夠看穿名，看空名。這少數人，往往是受到佛教和道家思想的影響。
三
以前，我也曾像周圍朋友一樣，以為名聲之立，總有理由。那些習慣了的社會熟語，例如“名副其實”、“實至名歸”、“名正言順”等等，也經常在口中出現。
終於，我的親身經曆證明，“名副其實”的事情不是沒有，卻是一種極為偶然的巧合。“名”的本質，卻是一種虛妄。而且，是一種最顛倒、最脆弱的虛妄。
我把這種真相，概括為以下幾條原理。
原理之一：重大名聲，是對他人的威脅，因此它本身就積聚著被毀的潛力。
名聲有正麵作用，也有負麵作用。最重要的負麵作用，是建立了一重重高於他人的坐標，構成了對他人的威脅。名聲越大，威脅越大，因此所積聚的毀名潛力也越大。一些未毀之名，大半因為尚未建立具有威脅性的坐標。
真正重大的名聲，在建立之初並不想威脅他人，卻已經因特殊的高度形成了對他人的超越，而一切超越都是否定，一切否定都是威脅。
還是現身說法。我本人，在世紀之交蒙受一場全國性的毀名浪潮之前，頂在頭上的，全是一個個名聲的光環。但是，每一個光環都帶來了毀謗的必然。
例如，第一個光環，也就是我前麵說過的在“**”中的那麼多抗爭。前麵沒有說的是，這些抗爭的對手還都健在，他們當然不甘心我的光環給他們帶來的陰影。即使不是當年對手，不少人也會覺得我的光環使他們很難再講“**經曆”了。這兩撥人數字很大，我麵對的毀謗可想而知。
再如，第二個光環，也是前麵說過的我在仕途暢達之時斷然辭職。這事在當時產生了全國性的影響，顯然對大批正在熱衷於官位的文化界人士帶來了反諷式的尷尬。
又如，第三個光環，我在辭職後投身實地考察所寫的《文化苦旅》《山居筆記》等書籍，在海內外均獲空前暢銷。多次統計“全國十年來最暢銷書前十名”，我一人往往獨占三至四本。這對數量龐大的寫作群體而言，形成了一種基點性的名聲虧欠。
再如，第四個光環，我冒著生命危險貼地穿越世界最恐怖地區，每天的考察日記由全球十幾家報紙同步連載，被國際媒體稱讚為“當代世界最勇敢的人文學者”、“全球跨世紀十大人物之一”。但是，正是這些空前的大名聲，立即給我帶來了空前的大傷害。就在我身陷阿富汗、伊朗、巴基斯坦邊境地帶而命懸一線的時候，國內卻憑著一個荒誕無稽的小謠言掀起了對我的毀名風潮，鋪天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