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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事實足以證明，毀名的潛力，正來自於名聲本身。而且，力度也成正比。
原理之二：名非實體，隻是“傳說”，因此爆立爆毀，易如反掌。
以前我一直認為，世間名聲具有一定的穩固性，因為由事實支撐，由輿論加持，由民心守護，很難頃刻大變。但是，世紀之交的毀名浪潮告訴我，看似穩固，其實都隻是浮麵的幻覺。
任何事實，都無法阻止名聲的破碎。世界各國的法律都有懲處名譽損害的條款，但是，法律講究證據，幾乎一切受害者到法院起訴時才驚訝地發現，要為名譽提供“證據”，是多麼困難。因此，法律護名，很難兌現。
法律不能，朋友能嗎？也不能。朋友護名，等同於“徇私護短”，更損其名。更麻煩的是，朋友之間也大多存在名聲上的默默攀比，因此，一友傷名，諸友暗喜，滿口仗義隻是人情場麵上的敷衍而已。
由此可見，再煊赫的名聲也隻是糊在竹竿上的一麵麵紙幡，上麵寫著學識、官階、戰功、封號、獎勵、清譽、時評……頗為壯觀，但是，隻要風雨一來，這些紙幡立即便破碎汙濕，不可收拾。若去粘補，則越補越糟，比原先沒有紙幡的竹竿更加難看。
這樣說，並不是否定很多名聲背後有真實的支撐。但請切記，名聲並不是真實本身，而隻是有關真實的“傳說”。這種“傳說”，說變就變，很多看起來好像毋庸置疑的大名聲，隻要在敏感的時機出現一則質疑、一句反話，便能立即劃出第一道裂痕。而有了第一道，就會有第二道、第三道、第一百道。到這時，“傳說”也就負載著巨大的破壞性興奮而恣肆翱翔。
正是在這個關節上，很多受害者痛不欲生。他們不理解，為什麼一夜之間那麼多聰明人不調查一下真相就反說滔滔？其實，名聲和真相本來就是兩種邏輯。
我初遇誹謗浪潮時也曾驚訝，所有足可反駁那些謠言的證據都曆曆在目，證人有名有姓，檔案白紙黑字，為什麼成百上千的起哄者都不去看一眼、問一句？後來才知道，大家其實都不在乎證據，因為這裏玩的是“名”，而不是“實”。
原理之三：名聲的毀損，多數采取徹底顛覆的方式，因此沒有商討和辯論的餘地。
為什麼會這樣？因為名聲之事若留餘地，被傷害者就有了據理力爭的勇氣。所以，隻有“一劍封喉”，推向極端，才使事情立即變成死結，傳播起來也更加輕便。
這種現象，在古代也屢見不鮮。指責一位將軍剿寇不力，這很正常，但要不了多久，總有對手揭露這位將軍“通寇”、“投逆”，甚至本身就是一個暗藏的逆寇。這樣一來，名聲問題也就失去彈性，變成了擲人至死的石塊。
由此證明，名，比別的任何東西都容易徹底翻轉。那麼，還不如把它看空，看無。
我自己遭受的誹謗，也是徹底翻轉的顯例。你看，我明明寫了一部徹底對抗“**”的《世界戲劇學》，卻被說成是“**寫作”；我明明向災區捐建了三個規模不小的學生圖書館，卻被說成是“詐捐”；我明明與妻子感情極深，親朋皆知，卻總是每半年有一次“離婚”的網上謠傳……後來我也不生氣了，隻不過此後聽到了毀名事件發生，也不管被毀之人是否認識，我總是從徹底相反的方向作出判斷。
遺憾的是，中國民眾的大多數，常常以“不可不信，不可全信”的態度來看待毀名事件，結果毀名者至少贏了一半。名，盡管如此虛妄，卻居然能讓毀名者“旱澇保收”、“穩賺不賠”。
原理之四：要想修補名聲，從長遠看，大多是反效果。
試圖修補名聲，這事惡人也會做，但基本上是好人受害後的一廂情願。這種一廂情願，從來沒有在任何人身上真正實現。
有的好像實現了，但仔細一看，完全是因為借用了外力，與名聲本身關係不大。
我很同情為了修補名聲而四處奔走的人。找記者，問朋友，求爺爺，告奶奶，一遍又一遍敘述，一次又一次擦淚，不斷拜托，反複感謝。這一切，都是為了名，而這些形態又是那樣的貶名。以貶名的方式去正名、保名，實在是一種自嘲式的悲劇。
當然也有不少人經過艱苦努力，終於洗掉了惡名，保住了佳名。但是，惡名和佳名的標準並不固定。記得在“**”初期，我們與造反派鬥爭，結果失敗，造反派掌權。在寫政治鑒定的時候，屬於我的第一句總是“思想頑固，長期對抗‘**’”，這在當時是最大的惡名。原來與我站在一起的朋友們苦惱了，他們努力要淡化惡名，反複懇求造反派，寫成了“改變立場，積極參與‘**’”。現在大家若去檔案庫翻閱這些政治鑒定，就會啞然失笑。
即使在正常的社會環境裏，為了修補名譽，也不值得耗費太多的精力。生命的責任，是盡一己之力為天下眾生提供大善大美。如果長久地忙於洗刷或提升自己的名聲，不管擺出多少理由，也是對生命責任的背離，因此也有傷名聲。例如，我發現文藝界有不少人士多年來一直氣鼓鼓地要爭當某省、某市的“作家協會副主席”或“政協委員”，覺得沒當上是對他們名聲的損害。但是，在我看來，他們如果不用這些時間創作更好的作品，爭來的名聲又有何用？
四
如果能夠把名看穿、看空，那麼，即便被汙名、毀名，受害者也能成為一個興致勃勃的觀察者，並獲得享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