仍然以我自己為例。一度被徹底毀名，讓我站在一片廢墟之上。以前，這裏曾經展現過一叢叢名聲的鮮花，現在什麼也沒有了，隻剩下滿地瓦礫。對此我曾慌張，但仔細一想，瓦礫固然不能代表我，但以前那些鮮花能代表我嗎？
我的自問，是從別人的詢問開始的。
先是武漢黃琪先生的詢問，他的神情充滿了驚訝。
問：您是海內外最受歡迎的當代華文作家，但是文學界驚駭地傳播一個消息，規模很大的全國作家大會居然從來沒有邀請您作為一個普通代表出席？
答：沒有。
問：您夫人在戲劇界的地位更高，是迄今全國囊括舞台劇和電視劇所有首獎的唯一人，還被美國林肯藝術中心和紐約市文化局授予亞洲最佳藝術家終身成就獎。但聽說，她也沒有被邀請參加全國戲劇家大會？
答：沒有。
問：你們夫妻倆那麼溫文爾雅，從不爭名奪利，有關部門為什麼這麼不容？
答：可能是有關部門把那些人的誣陷當做了“爭議”，不敢碰了。我夫人是受我牽連。
問：您的《文化苦旅》，肯定是二十多年來最受全球華文讀者歡迎的散文書籍，一直位列暢銷之首。但是，國內有關協會幾度為一九四九年以來的散文評獎，數量很大，多數連聽也沒有聽到過，但《文化苦旅》卻不在其內？
答：不在。
問：國家有關部門評定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傳人，您夫人作為公認的黃梅戲首席代表，卻不在那個劇種的傳人名單之內？
答：不在。
問：據說，您不是任何一級作家協會會員？
答：不是。
問：據說，您不是任何一級文聯會員？
答：不是。
問：據說，二十幾年來您沒有參加過任何會議？
答：沒有。
……
這位先生在問答之間不斷嘀咕：“不可思議！難以置信！大家全搞錯了，搞錯了！”
不知道什麼“搞錯了”，他沒有說。
另一番詢問，來自北京一位已經離職的記者柳女士。她如果不離職就見不到我，因為我不接受記者采訪。
問：“聽說不久前您在紐約聯合國總部演講中國文化生命力而獲得極高的評價，成為聯合國網站的頭條新聞？”
我沒有回答，隻點頭。她卻搖頭了，自言自語：“國內媒體完全沒有報道。”
問：“聽說幾年前您受邀在聯合國世界文明大會上發表有關中華文化的非侵略本性的主旨演講，也引起轟動？在華盛頓的國會圖書館發表的演講，又大受歡迎？”
我又點了點頭，她又搖頭了，還是同樣的自言自語。
問：“據台灣報紙報道，今年上半年您到台灣各大城市演講君子之道，每場都座無虛席、人滿為患？”
沒等我點頭，她又緊接著問：“據台灣報道，雙目失明的星雲大師為了迎接您，特地從澳大利亞趕回台灣，坐著輪椅到火車站，等了您半個小時，這是他平生從來沒有做過的事？”
我點頭。
最後，這位離職記者又問：“為什麼那麼重大的文化事件，大陸都不報道？”
我答：“因為每次我都不是官方派出的，媒體無法拿捏。”
但我又馬上解釋，如果是官方派出，我就不可能在聯合國世界文明大會上以一個獨立文化人的身份發表主旨演講了，因為如果那樣，其他國家的**也會提出對等的要求。
……
不錯，我什麼也不是，什麼也沒有。但是，我“不是”的，隻是“名”，我“沒有”的，也隻是“名”。
它們隻是一種“集體共名”，而我卻是叔本華所說的“這一個”。“集體共名”是千人一麵的儀仗，我有幸被“除名”，成了一個僥幸的獨行者。
本來，“協會”並不是我，“代表”並不是我，“委員”並不是我。我隻是深夜滑動在稿紙上的那支筆，我隻是冒死跋涉在沙漠裏的那雙腳。我無法讓那孤獨的筆加入熱鬧的筆會，也無法讓那遙遠的腳彙入整齊的排演。
我不必為了保住某些名號而不斷開會、發言、記錄、傳達了，不必為了晉升更高的名號而時時顧盼、窺測、防範、疏通了。這會節約多少時間和精力，省去多少人格折損？
我有不少朋友，曾經對我擺脫名聲羈絆後的輕鬆深表懷疑。看了幾年，發現我的輕鬆是“徹頭徹尾、徹裏徹外”的，便逐漸羨慕起來。但他們還是沒有放棄，總是告訴我，隻是為了辦一些重要的事而不得不利用名聲，遲早會像我一樣全然割舍。然而，直到他們退休，還是未能割舍，而且又在竭力追求退休人員間的各種“名譽職位”，仍然焦躁不安，明爭暗鬥。
這是因為，我早已明白，即使自己並不反對的那些“名”，也隻是通用招牌，沒有實際意義。
我願意被人說成是“學者”，但“學者”也是一個“集體共名”；
我願意被人說成是“行者”，但“行者”又是一個“集體共名”。
我願意被人說成是“東方人”、“中國人”、“浙江人”、“現代人”，但這些“人”都是“集體共名”。
這就是說，拿著一串串“集體共名”來為自己加重，其實是在欺騙自我。因此，就像不能執著於名，也不能執著於我。借用佛教語彙，既要破“名執”，又要破“我執”。
連“我”都不在乎了，還在乎“名”嗎？禪宗慧能大師說：“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名，不管是好名還是惡名，都是“塵埃”。“無我”，也就是撤除了招惹塵埃之物，因此也就撤除了一切苦惱。
這個問題，本書後麵《我在哪裏》一文中還會論及。